在古书中，有一种名为牌记的图记，它被印在书名页、序文及目录之后或在卷末，是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牌记俗称书牌子，也叫木记，其内容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
带有牌记的书籍大概起源于唐、五代时期，到了宋、元已广为推行，清人叶德辉曾说：“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其牌记亦谓之墨围，以其外墨阂环之也，又谓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后，书坊刻书多效之。”这里的牌记实质上是古书出版单位的标记。
最初的牌记只是无边框的题识，后来发展到在文字的周围框以方格，其形状一般呈长方形，另有单行形、双行形、三行形、四行形、瓦当形，再后来出现钟鼎形、香炉形、琴瑟形、莲龛形、印章式等各种样式，其所用字体通常有真、草、隶、篆四种。
由于牌记上会出现藏版人、版刻地、刻工名以及刊刻经过等文字，对于私人刻印者来说，它既有广告宣传作用，同时也有版权维护的作用。
如南宋临安荣六郎书铺刻本《抱朴子内篇》卷第二十后牌记说：“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该牌记详细介绍了刻书铺子的地址、书铺经营的范围、刻印此书所用底本及刊刻时间，而“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等文字明显有广告宣传的作用。另外，从其能够刊刻如此详细的书铺地址这一点上，也能看出荣氏不仅有维护版权的意识，而且具备强烈的出版责任感。
对于后人来说，牌记还能给版本鉴定者鉴定版本、考订版本源流提供重要的参考。如元刻本《论语》的各卷卷末刻有一处长方形或椭圆形的牌记，其中写着“盱郡重刊廖氏善本”，由此可知它为南京廖莹中世彩堂刻本的重刊本。又如明嘉靖年间宗文堂刻本《皇明文衡》的目录后有牌记曰：“《皇明文衡》一书，原版出在金陵，乃放我朝名贤之所著；纂集百余卷今书坊宗文堂购得是本，命工刊行，以广其传，四方君子幸为鉴焉。”据此可知宗文堂本出自金陵原刻。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独特造型的专用牌记，往往能给版本鉴定者判定版刻年代提供有力的证明。据记载，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旧刻本《颜氏家训》，曾经过清代名家何悼、钱大昕、黄丕烈等人鉴定，它到底是宋刊还是元刊？学者们莫衷一是。最后人们根据该刻本中一个琴形牌记“廉台田家印”确定其为元刻本，这是因为，这个特殊琴形图案的牌记只在其他元刻本中出现过。因此，牌记作为版本鉴定的依据之一，在古籍版本鉴定中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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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7 16: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