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专属乐器——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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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5日，苏富比拍卖行在香港举行中国艺术品秋拍，清朝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以估价2500万至3000万港元上拍，最终以5564万港元的成交价刷新中国清代乐器拍卖纪录。但是这件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却并未得到古琴收藏界人士的认可。“俗”是他们对此琴的评价。天价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之所以得到这样的评价，其实与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有很大关系——古琴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象征。尤其是宋代古琴所开创并追求的清瘦、简朴、古雅的审美特点为后世的明清古琴所继承，一直至今。由此看来，乾隆爷那红彤彤的“湘江秋碧”琴确实有点不符合古琴的传统审美。

唐?惊涛琴

　　《礼记》中有“士无故不撤琴瑟”，可见古琴在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乐器，可以说古琴的发展变化与文人士大夫紧密相连，其清、和、淡、雅的独特品格恰巧符合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成为他们不可离身的乐器。古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可以追溯到其发源之时。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其整体是一扁长形音箱，一头一尾象征着天圆地方，底板有两个出音孔，称“龙池”、“凤沼”。面板上嵌有十三个螺钿或玉石制作而成的圆形徽，用以标记音位。琴面上七根弦的音域共有四个八度又两个音。演奏时散音（空弦音）深沉凝重，泛音圆润清澈，按音技法繁多，按、吟、揉、滑，随心所欲，以变幻出无穷尽的音色。

晚唐—北宋 太古遗音琴

晚唐—北宋 清风琴

　　古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4000年，据《史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古代神话传说中，古琴即具有非常意义，《山海经》记载“帝俊生晏龙始为琴，有良琴六。一曰菌首，二曰义辅，三曰蓬明，四曰白民，五曰简开，六曰垂膝。”东汉桓谭所著《新论》中记载，神农“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明代《说郛》载：“祝融取摇山之梓作琴，弹之有异声，能致五色鸟，琴之至宝者，一曰凰来，二曰莺来，三曰凤来。”“邹屠氏，帝誉之妃也。以碧瑶之梓为琴，饰以增浮宝玉，遂名增砰琴。伏羲四琴，名丹维、祖床、委文、衡华”。

　　从这些关于古琴起源的传说来看，古琴在传统文化中有着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二是儒家所推崇的上古三代的“治世之音”。

　　《尚书》中有“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的记载，《礼记·乐记》中亦有关于古琴的内容——“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有德者也。”《诗经》、《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都有关于琴的记载。东周时各国乐官多通琴艺，著名的如楚国的钟义、晋国的师旷等。孔子琴艺娴熟，他教授的“六艺”中，即有弹琴颂诗的内容。

马臻 林下抚琴图 立轴

　　西汉初期开始出现七弦琴，古琴弹奏在士大夫文人阶层广泛流行。西汉司马相如是集辞赋和琴艺于一身的著名文人。他以精湛琴艺博得卓文君爱情的故事，世代相传。司马相如所作《长门赋》精辟地描绘了古琴的演奏：“授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芷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后因司马相如的琴艺高超，他的“绿绮”琴也久负盛名。东汉文学家蔡邕精通历史、音律、天文、善鼓琴等，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代表。他所创作的，琴曲《蔡氏五弄》（《游春》《渌水》《幽居》《坐愁》《愁思》）盛传于唐宋时期。他的《琴赋》为后人研究琴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琴操·序首》中第一次提出了“反其天真”，奠定了古琴演奏“移情自然”的美学理论基础。蔡邕之女蔡琰以诗词、音律驰名琴坛。汉代班固《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可见古琴已被文人认为可以教化人心。东汉恒谭《新论》曰“八音之中，唯丝为最，而琴为之首”更是尊崇古琴。东汉应劭《风俗通》也有记载“琴者，乐之统，与八音并行，君臣以相御”。

蕉叶琴

　　魏晋南北朝时，鼎鼎大名“竹林七贤”都有古琴随身，尤其阮籍和嵇康在琴界颇有影响。阮籍创作的琴曲《酒狂》和嵇康创作的《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更是佳曲。嵇康作《琴赋》，赞“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嵇康被人陷害，于临刑在刑场上抚琴曲《广陵散》并感叹此曲失传一事更是广为人知。魏晋时期，谢安、刘馄、袁准、王徽之、戴选、贺韬、陶弘景、王彦等诸多文士皆为琴人，足见一代之盛。

　　南北朝时期的戴颙和宗炳是兼长古琴和绘画的文人。《宋书·隐逸传》对戴颙及其兄戴勃的记载是：“各造新声，勃五部，颙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存于世。”“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可见他们在琴曲创作上的重大影响。宗炳“闲居理气，指觞鸣琴”，“妙善琴书”，以演奏琴曲《金石弄》盛名。

　　唐代制琴名家辈出，流传至今的唐琴，一直被奉为神品。唐代仅四川雷氏家族就有雷霄、雷威、雷珏、雷迅等十余人，还有张越、郭亮、李勉等高手，给后世留下不少精品。宋《琴苑要录》云：“唐贤所重推张、雷之琴，雷琴重实，声温劲而雄，张琴坚者，声激越而润。”

听琴图 局部

　　宋代是一个文人士大夫文化非常发达的时代，而依据礼制“士无故不撤琴瑟”的思想以及古琴音乐本身的魅力，古琴作为士大夫阶层的重要乐器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普遍的流行。宋代皇帝十分推崇与喜好古琴，更尊崇以琴知名的人士。《宋史》卷一百二十六《音乐志》记载太宗尝谓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后王因之，复加文武二弦。至道元年，乃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北宋时期另一个以喜爱古琴而着称的皇帝是多才多艺的宋徽宗，他主要的艺术天分在书法与绘画方面，但也同样醉心于古琴。流传于世的《听琴图》便是最直接的明证，图中弹琴者即为宋徽宗。此外，徽宗还曾广搜天下名琴，收藏于内府，建“百琴堂”以贮之。

　　宋代文人士大夫已开始收藏传世古琴。唐代雷氏家族制作的古琴由于质量优良，在宋代成了文人们争相收藏的对象。北宋的著名文人如欧阳修、苏轼均有古琴收藏。欧阳修曾说“吾家三琴，其一传为张越琴，其一传为楼则琴，其一传为雷氏琴。”苏轼收藏的古琴则主要是雷琴，他在《晃和西湖月下听琴》一诗后序中便谈到“家有雷琴，甚奇古，玉涧道人崔闲妙于雅声，当呼使弹。”宋代开始，大量对当代及前代古琴的评述开始出现在文人文集及笔记小说中，欧阳修所自称的“六一居士”其“古绿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欧阳文忠公集·附绿卷一》”可以视为文人趣味的代表，而古琴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宋 朱熹制灵机式古琴“怀古”刘少椿旧藏

　　宋代文人能琴材料随处可见，甚至许多仅仅从诗作题目中便可以看出，如苏舜钦的《舟至崔桥士人张生抱琴携酒见访》、梅尧臣的《张圣民席上听张令弹琴》、欧阳修的《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圣俞》、《江上弹琴》、苏轼的《次韵子由弹琴》、黄庭坚的《次韵无咎阎子常携琴入村》、《听崇德君鼓琴》、李昭纪的《赠汉老侄琴》等等。

宋?明月琴

　　伴随着大量文人弹琴的现象，文人在听琴、赏琴的文化活动中也均有一番妙味蕴在其中。携琴相访，诗文赠答，也是文人交往的常态，而这种交往与唱酬都是建立在对古琴音乐所代表高雅、古淡的美学特质的欣赏之上。

北宋 仲尼式古琴“秋塘寒玉”张友鹤旧藏

　　宋代文人古琴音乐方面的修养而言，首先表现在演奏古琴的人数非常之多。在宋人音乐素养普遍较高的背景之下，很多文人精于古琴的演奏，一些著名的隐士如林通、魏野，著名的古琴家朱文济、崔遵度自然不消说，其他散见在文献中的琴人材料在宋人的文集、诗集中也非常常见，如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十一中的《游龙水城南》一文云“龙水城南大雷雨后十里至广化寺，溪壑相注，沟腾为一。草木茂密，稻花发香。邵彦明里酒招余，及华阳范信中，龙城欧阳佃夫，约清旦会于龙隐洞。余三人借马自南楼来，至则彦明及其弟彦升在焉。初至震雷，欲雨，既而晴朗，烧烛入洞中，石壁皆沾，湿道崖险路绝，相扶将上下。及乃出洞之南东，还卧洞口。佃夫抱琴作《贺若》，有清风发于土囊，音韵激越。”

　　元朝、明朝时期，古琴尚是文人士大夫阶专用乐器，作为他们修身理性乐器常伴身侧，明代有大批古琴制造。明皇室尚琴，皇帝、太子、藩王以至太监都以琴为雅好，动辄制琴数百张，崇祯皇帝临死前还在研读琴曲，可知痴迷。但明至清中叶，民间音乐、戏曲的繁荣，对古琴的发展形成了冲击，至清代后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古琴不仅在宫廷为“虚器”，为皇家收藏的古董，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也备受冷落，能琴者急剧减少，最终到二十世纪初全国只有善琴者数人。清末至今，古琴已全面衰落的事实乃无可否认。

明 仲尼式“铁鹤舞”古琴

明 朱翊鈏落霞式古琴“龙吟”刘少椿旧藏

　　如今，古琴虽然受到藏家追捧，但藏琴者多而能琴者少，在一片喧嚷中，古琴早已有弦无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