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书圣”王羲之虽无真迹传世，但千百年来国人却一直从他书作的摹本和刻本中，汲取着无尽的精神和艺术滋养。尤其是历经千年的王书唐宋古摹本，由于较为全面地承载了原作的各种信息，历来受到极度的珍视与推崇，是当之无愧的民族文化瑰宝。
清宫旧藏王羲之草书《平安帖》清亡后如神龙潜踪，杳无消息。徐邦达先生等极少数有缘人曾窥见真容。此次它的公开面世，将在人们已熟知的二王书法经典中再添一件重器。这是中国书法界、艺术史研究界和书画收藏界的大事。
一、《平安帖》的作者
草书《平安帖》共四行四十一字，无作者名款。历史上大多数人认为是王羲之所书。
第一眼见到它的图像，我马上联想到的是自己年轻时反复临摹过的《十七帖》。《十七帖》是唐太宗御府所藏的一卷王羲之尺牍，共有二十九札。其风格含蓄凝重，历来公认为羲之成熟期的今草代表作。太宗曾命解无畏勾勒一卷充作弘文馆的“馆本”，这卷“馆本”后被人刻石，宋拓藏上海图书馆。另有其中二札的古摹本——《游目帖》和《远宦帖》，分别藏于日本私人（闻二战已毁）和台北故宫。
现在，我们拿宋拓《十七帖》、古摹《游目帖》、《远宦帖》照片与嘉德这件《平安帖》并几而观，四者虽然质地不同，摹手的笔性与水平有异，但很明显地，它们的底本，都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年龄阶段所书写的——不仅书体相同，风格相同，连具体字的体势与使转也如出一辙。这种对比研究，对于我们确认《平安帖》的作者，进而确立《平安帖》在书法史上的位置，十分必要。
至于宋人姜夔《绛帖平》谓此帖为“子敬（王献之）书”的观点，我们已不能详其依据。要之，“二王”虽为父子，然字势与笔路都大不一样。所谓“羲之内擫，献之外拓”，书史早有定论。试以《十二月割至》、《鸭头丸》等献之名帖与《平安帖》并观，此理至明。
二、《平安帖》的艺术地位
北宋《宣和书谱》记载御府所藏二百四十三件王羲之法书中，就有草书《平安帖》一件（另有同名行书一件，摹本今藏台北故宫）。北宋潘师旦刻《绛帖》二十卷，亦收入王羲之《告姜道帖》（《平安帖》之别名，即姜夔指为献之书者）。南宋《澄清堂帖》亦刻入《告姜道帖》。以上三种重要著录，表明了早在宋代，《平安帖》在公、私鉴藏家心目中已经具有的显赫位置。
我所见澄清堂刻本《告姜道帖》有九行七十五字。今嘉德所征《平安帖》，当是佚失了后五行的一个半截摹本。但由于它是墨迹，价值非刻帖可比，故文徵明当年得到之后，还是十分珍重地将其刻入了自己“主编”，儿子文彭、文嘉摹勒的《停云馆帖》。《停云馆帖》是明代顶级刻帖之一，内容、摹勒皆极精审，当时即已风行。后来帖石由长洲文氏先后转归寒山赵氏、武进刘氏、常熟钱氏、镇洋毕氏、桐乡冯氏等，都曾大量传拓行世，对明清两代书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平安帖》也就随之名满士林，成为习书者非常熟悉的羲之草书经典。逮至晚明，董其昌刻《戏鸿堂帖》，据澄清堂本摹勒了《告姜道帖》。稍后的陈瓛刻《玉烟堂帖》亦然。这两部刻帖影响亦极广大，客观上更增加了《平安帖》的普及程度。由此可知，清乾隆帝得到《平安帖》后，将其著录于《石渠宝笈》，并欣喜地题赞“可亚《时晴帖》”，绝对不是偶然的。
可惜的是，乾隆帝获此帖的时间大约很晚，加题时已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集内府法书之大成的御刻《三希堂帖》、《墨妙轩帖》早已完成，《平安帖》遂无缘跻身清宫刻帖之荣耀。此后不知何时，它流出宫廷，“隐居”人间，又错过了照相术昌明后百余年来的“出版大潮”，各种影印王羲之法书图录中皆不见其踪影。难怪今人骤见鸿宝，颇觉眼生。作为艺术史研究者，我们有责任阐明它在历史上的巍巍地位与赫赫声闻。
那么，就这件古摹本本身而论，它的艺术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粗略言之，王羲之法书传世临摹本可分三个档次：
1. 极品。如辽宁省博物馆藏《姨母帖》、《初月帖》，日本宫内厅藏《丧乱·二谢·得示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台北故宫藏《平安·何如·奉橘帖》等。皆属“大开门”的唐摹精品，形神兼备，仅“下真迹一等”。
2. 上品。如台北故宫藏《快雪时晴帖》、《远宦帖》，天津博物馆藏《寒切帖》、《干呕帖》，上海博物馆藏《上虞帖》等。时代在唐宋之间，钩摹技术较之上述“极品”略逊一筹，但摹写认真，忠实原作，故仍不失为艺林至宝。
3．下品。如台北故宫藏《大道帖》，北京故宫藏《雨后帖》等。多出宋人之手，临写以意为之。笔法或有精窳之分，然原作形貌保存甚少。仅可作为研究王字流传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已。
“对号入座”一下，嘉德这件《平安帖》，理应归入“上品”之列。乾隆皇帝说它“可亚《时晴帖》”，徐邦达先生说它“勾摹水平，大略相等于今见之《上虞》、《干呕》二帖”，都已经讲得十分清楚具体。至于《快雪时晴帖》、《上虞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大家检书即知，这里就不多谈了。
宋代大书家米芾以善于临摹古法帖著称，自称“集古字”。然传为其摹古之作，如王羲之《大道帖》，王献之《中秋帖》、《新埭帖》等，皆带有很强的米氏个人风格，虽然笔精墨妙，但从保存“二王”原味的角度看，实不足取。《平安帖》的摹手，论技法当然不是米芾的对手。他运笔不够圆熟潇洒，偶尔还有败笔；写不到位之处，只好勾描救正。这就是徐邦达先生所评“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但他的好处，第一是老老实实，忠实原作。明人孙鑛说，第二行“情”字没写末一点，很可能是原作那里有个窟窿，摹手就不敢添出；如果换了米芾，无疑会随手补上（详见下节引《<书画跋>跋》）。第二是笔端有股“生拙之气”，恰与羲之那不合时宜的“魏晋风度”相合拍，与今草初创阶段的实际状况合拍。孙鑛、吴其贞、安岐等著录家定此帖为“唐人临”或“唐摹”，未必有什么实据，可能就是味出了了这点儿“古趣”吧。孙氏将此帖与《停云馆帖》拓本对比，指出：“字形与此刻（拓本）相似，而笔圆墨净。其使转之妙亦非石所能传。然却有不到处、率意处，不若石之完善。末一‘定’字绝有势，此刻原不及也。”信为知味者之言。王羲之书法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杰出代表，“不完善”中恰具“不传之妙”。此帖的艺术价值，主要就靠这点千金难买的“原汁原味”了！
需要说明的是，王书唐宋古摹本现大多秘藏于国家级大博物馆中，即使是《雨后帖》那样的“重要参考资料”，目前在我们北京故宫，也早已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而重之，轻易难得展出，更遑论入市流通了。《平安帖》此次现身嘉德，诚为“盛世收藏”大潮中涌起的千载良机。古来藏家多矣，拥有“王羲之”者能得几人？有识者当不交臂失之。
三、《平安帖》的摹制时间
徐邦达先生三十多年前见过《平安帖》后，对它进行了细致的著录与研究，文字刊于《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今天看来，他的鉴定结论大多是十分精准的。下列七点，我都衷心拥护：
1．本帖绢地与前宋花绫隔水是一时物。
2．书写系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
3．本帖上古印——“书画印”（文徵明跋中以为王诜印）、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
4．后黄绢隔水（非绫，与前隔水不对称）及贉尾纸上宣和内府诸玺则尽伪，绢、纸亦非宋内府物。
5. 本身上“绍兴”印亦伪。
6．前隔水上的标题，文徵明认为是南宋高宗赵构书，亦非。
7．其文徵明、王榖祥、彭年、胡汝嘉诸跋和文氏以来鉴藏印记则都真。
需要商榷的，是徐先生对此帖摹制时间的断代：“综核以上种种情况，本帖应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
说实话，“综核以上种种情况”，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南宋中晚期”的结论。我猜徐先生的思路也许是：“卷中钤有北宋末宣和内府与南宋初绍兴内府的伪玺，所以它只能产生于南宋中晚期，因为古人是不敢伪刻当朝皇帝御玺的。”然而，难道摹帖与钤盖伪玺必须同时进行吗？为什么不能是摹帖在前，钤盖伪玺在后呢？
我对这个问题的拙见如下：
1. 文徵明乃明代杰出的书画家和书画鉴赏家。他对于上距自己仅三四百年的“大名头”王诜的鉴藏印章，理应相当熟悉，就像今天的鉴赏家应当熟悉项元汴、安岐、梁清标的印章一样。他在跋文中明确指出《平安帖》上所钤“书画印”等属于王诜，如果找不出过硬的反证，我们没有理由不采信他的说法。如此，此帖的摹制时间应不晚于北宋王诜生活的年代（公元十一世纪初叶）。
至于我为何不采信文氏关于此卷题签为宋高宗所书的说法，是由于北宋以后“元章书”为流行书体，仿效者实在太多，很难仅据“犹带米法”就说是赵构。文氏自己在另一处跋王羲之《思想帖》时说：“余旧藏《平安帖》有米海岳签题”（见《清河书画舫》等书），干脆又说是米芾所书了。看来自己也没谱。
2. 《平安帖》为绢本，这在古摹王帖中是少见的。唐人以“双钩廓填”法摹帖多用纸本，他们是在认真地作学术意义上的“拷贝件”，故往往连原作上的破损痕迹也忠实勾出。薄麻纸，特别是经过烫蜡处理过的“硬黄纸”，透明性好，便于进行这样的勾摹。绢素的透明性较差，无法精细勾摹，只宜临写，然后再以勾描的方法进行一些修正。《平安帖》的绢地，徐邦达先生已经确认是宋绢，故此帖的性质，严格说应叫宋临本。舍纸摹而用绢临，主要是想通过材质的高贵使人信为晋人真迹，造就一件可以乱真的“文物复制品”。文徵明对“绢本”这一点十分看重，他在题跋中说：“盖晋人珍惜其书，故多用绢，至唐人犹然。”似乎就是上了这个当，把复制品当真迹买了。
当然，这并不贬损《平安帖》的价值。千年古物，不管当年的摹制动机如何，其传承右军书道的功能，对于今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3．由上述两点，我们联想到王诜其人。王诜是宋英宗的驸马，北宋时代仅次于徽宗皇帝赵佶的第二大书画玩家，也是一位不拘小节的达人。关于他赝造名家书画的记载，古书上屡屡见之。这里只举米芾《书史》中非常生动有趣的一则：
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写。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时，使一苏州背匠之子吕彦直，今在三馆为胥。王诜尝留门下，使双钩书帖。又尝见摹《黄庭经》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图书记”，乃余验破者。
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北宋“收藏热”中社会对古法书的渴求，以及王诜们的应对之策。据此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今天我们面前这件《平安帖》，极有可能就诞生于那个时期，或者竟就是王诜府上的出产——高手临摹，精工裱褙。到了“南宋中晚期”或更晚一些时候，它又被继起的业内高人拆去原来的花绫后隔水和贉尾纸（上面很可能有王诜等北宋人的印章、题记，可以另派他用），配上钤有伪宣和内府诸玺的黄绢后隔水及贉尾纸，又在本幅钤上绍兴伪玺。这样，一件王驸马的鉴藏品就提升为宣和、绍兴两代帝王的御府珍玩了。窃以为，这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四、《平安帖》的传承
记得2007年，国际某大拍卖公司曾推出过一件王羲之草书《妹至帖》古摹本。此帖是一件仅有两行十七字的小纸条，裱为日式立轴，没有任何款识、题跋与鉴藏印记，也未见著录与其他背景材料。尽管轰动一时，但最终流标，未能取得收藏界的认可。此事充分说明了在传统书画收藏中“传承”与“帮手”的重要作用。
《平安帖》除了本身的种种优势外，在这一方面尤见优长。自宋至清，由印章、题跋与著录勾画出的收藏经历信而有征，高贵显赫，为羲之名作增添了巨大的保险系数与附加价值。
王诜、柯九思的印章显示了《平安帖》在宋元两代的特殊经历。
明代文徵明的收藏、题跋与刻帖是《平安帖》最辉煌的际遇之一。文氏后来将此帖传予长子文彭（三桥），这在帖后的项笃寿、袁尊尼、胡汝嘉题跋中说得很清楚。
关于此帖在文徵明父子之后的传承情况，我查到了孙鑛（1542~1613）《〈书画跋〉跋》中的一段重要记述：
右军《平安帖》，余在京时尝过王敬美，适飞凫人以此帖来售，尚未成，因出示余。云是朱忠僖家物，索六十千。前细书“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平安帖”十四字小幅纸，原系卷头签识，今亦背在帖旁。敬美指示余云：“此宋思陵亲笔。”王帖系缣素，背处亦微浮起，墨甚浓，乍看若赵吴兴。丰人翁谓“赵笔法入右军室”，良然不诬。字形与此刻相似，而笔圆墨净，其使转之妙亦非石所能传。然却有不到处、率意处，不若石之完善。末一“定”字绝有势，此刻原不及也。‘情’字下阙一点，绢复完好，敬美与余相持莫能定。敬美疑米临，余时未能断。继而思之，此或唐人临。古人不欺人，原帖想纸损，因缺帖，临者不敢益，故阙。若米临，决当补一点矣！未知是否。今司寇集中无此帖跋，奉常集中亦无之应是疑其临本还之耳。然则帖故佳，不当惜价不买也。
按朱忠僖即朱希孝，隆庆年间锦衣卫首领，雅好书画收藏。《平安帖》从他家出来后，经人介绍给王世懋。虽因惜价未买，但在王家经历了王世懋、孙鑛的品评研究，亦是一段因缘。
卷中还钤有李锦、李宗孔、梁清标、曹溶几家鉴藏印记，皆明清名流。后二者也为我们点明了此卷进入清宫的途径。
乾隆皇帝给予《平安帖》的礼遇是相当隆重的——“石渠”著录，御笔释文，并且品题为“可亚《时晴帖》”。谁都知道，《快雪时晴帖》是乾隆“三希”之首，皇帝老儿的“眼珠子”！
对于《石渠宝笈》的著录，过去某一段时期人们不大看重，以为不过是一位“附庸风雅的封建地主头子”的个人收藏行为而已。只要东西本身好，有没有他这个著录无关紧要。随着极左思维的肃清，大家开始学会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审视问题。康雍乾三帝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从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大局出发，怀着对中原艺术的深切热爱，广搜传世书画，副以当代创作，最后详加著录以付后人。这实际上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康乾盛世”的硕果，是满清王朝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一件书画著录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就等于进了清代的“国家书画文物总账”，入了“国宝档案”，兼具历史与文化双重意义。在今天身价百倍，受到愈来愈热切的追捧，是完全正常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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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5 14:5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