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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部部中国书法史书和一卷卷前贤法帖珍品，我们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一些特殊人物的影子。然而这些人物在中国书法史上起的作用却绝不像影子一样无足轻重，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就是那些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
在北京的紫禁城内，皇帝起居的地方叫内廷。养心殿就位于内廷的深院高墙里面。养心殿的西暖阁，这所面积不大的房子却有着很大的名气。似乎是为了昭示它的与众不同，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匾额 “三希堂”高悬在门楣之上。在这里，珍藏着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王羲之、王献之、王珣都是生活在距离乾隆皇帝1400多年前的东晋。王羲之被后世誉为“书圣”，王献之和王珣则分别是王羲之的子侄。乾隆皇帝认为这三卷法帖是稀世珍宝，故而将存放这三卷法帖的西暖阁命名为“三希堂”。
按理说，清宫中珍藏的历代名家书法作品非常之多，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乾隆并没有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划归“三希”之内，却偏偏选择了无论篇幅、字数和名气都远远不及前者的《快雪时晴帖》。
如果说，《兰亭序》是因为后人临摹而不能进入“三希堂”，那么，唐代颜真卿所书《祭侄稿》、北宋苏东坡所书《寒食帖》这两本法帖确是被后人公认的真迹，这两篇被奉为 “天下第二行书”和“天下第三行书”的珍品，为什么也没有被乾隆皇帝请进“三希堂”呢？
根据乾隆皇帝在位时的社会书风和他本人的书法特点，我们可以推测，在乾隆的心目中，代表书法最高境界的仍然是王羲之，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我们从乾隆留下的墨迹中也可以看出，他本人走的也是一条学习王羲之的道路。颜真卿、苏东坡追求变法的书风或许并不被乾隆认可为书源正统。再者毕竟东晋的王羲之要比唐、宋的颜真卿、苏东坡早几百年，自然更显得珍贵。
闲暇之余，乾隆总喜欢到“三希堂”翻阅欣赏珍藏在这里的书法和绘画，这成为他独特的休息方式。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家朗世宁就曾经传神地描绘了乾隆皇帝在“三希堂”赏玩珍藏时闲逸恬淡的情形。
喜爱书法的帝王可以倡导一代书风，就连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和历代帝王的推崇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关键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亲自为王羲之撰写了一段御评，这就是《王羲之传论》。唐太宗写道：“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太宗在《传论》中还说到：“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使得一千多年来中国书法有了以王羲之父子作为衡量尺度的美学标准。从唐朝之后，王羲之受到了历代的推崇与宗法。“书不入晋，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这就是说，学习书法如果不从晋人入手，就不能提高书法的品位；如果不遵从王羲之的法度，便不能得到书法的真谛。明代的项穆总结的这一评价书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李世民所确立的书法理想境界。
虞世南长期在李世民身边为臣，君臣之间经常在一起讨论书法。虞世南相貌儒雅、身体瘦弱，然而他的书法却是“裾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冠剑不可犯之色。” 李世民对虞世南的评价极高，称赞他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虞世南去世后，李世民怅然若失，叹息没有可以与他一起讨论书法的人了。为了表示厚爱，他钦定将虞世南陪葬于为自己选定的陵寝－－昭陵之内。由于酷爱书法而做出如此举动的帝王，李世民堪称千古一人。
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书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王羲之的书作，一时间各地争相献上，鱼龙混杂，真伪莫辩。于是，褚遂良便担当起勘订真伪的重任。
褚遂良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和器重。李世民病重时，召见了褚遂良，他说：“汉武帝寄霍光，刘备讬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李世民借用了历史上汉武帝向霍光、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典故，向褚遂良托孤，请他尽心竭力辅佐太子。李世民又对太子说：“遂良在，尔毋忧”。
开明皇帝李世民对虞世南、褚遂良的情意感人至深，可是他对王羲之的推崇就不仅仅是帝王对于书法作品居高临下的喜爱了。正是由于他的推崇，奠定了中国书法千年不变的审美标准。
这块立于太原晋祠的石碑，是中国书法历史上第一块以行书书体的碑刻。在它出现之前，碑刻的书体仅仅限于篆、隶、楷书，而从没有出现过行书。这块碑的书家便是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看出，李世民的书法也是师出二王。李世民之所以把王羲之抬到“书圣”的地位上，是由于王羲之“力兼众美，会成一家”，出神入化地将中庸思想形象化为书法艺术。王羲之能成为“书圣” 应该说是历史的选择，李世民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
因为喜欢王羲之的书法，李世民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搜寻。各地收集到的王羲之书作非常多，其中唯独不见《兰亭序》。唐太宗下令，无论如何要找到《兰亭序》真迹。这幅南唐画家巨然所画的《肖翼赚兰亭图》表现的就是这一历史故事。为了执行李世民的命令，御史肖翼单人匹马，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最终是他将《兰亭序》从一个和尚手中骗到手，献给了唐太宗。从此，《兰亭序》找到了它的最后的归宿。
公元975年，立朝三十九年的南唐便被北宋灭了，后主李煜在被宋兵攻破金陵而被迫投降，后来被毒死，仅仅活了四十一岁。李煜做皇帝昏庸无能，但他在艺术方面却有着独特的才华，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艺术家。他擅长诗文、精通音乐、能书善画。他的诗词写得非常好，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无语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在诗词书画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兴趣，他创办了历史上最早的画院，把当时的著名书画家聚拢在一起，大家谈诗论画，挥毫泼墨。李煜认为要创造好的书法、绘画作品，必须要有高品质的笔、墨、纸、砚。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与书法系主任秦永龙：“中国书法的表现除了文字构型和书写的方法、技巧之外，它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它和书写的工具，就是我们说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是分不开的，这个东西主要是到了汉代以后，就是汉字隶变以后，到了今文字的时代，特别是到了魏晋这个纸张的使用更加普遍以后，那么这个书法和笔墨纸就有直接的关系了。”
南唐画家巨然的《秋山问道图》，使用“李墨”点染出树叶和小草，虽历经千年，依然墨色明亮，层次分明，富有质感。北宋大书法家苏轼就非常喜欢用“李墨”作书，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至今墨色依然如新。
自古以来，名家作坊对于墨的制造方法是密不示人的，因此高质量的墨产量极少，真正李廷珪造墨产量就更加有限，能流传下来更是绝无仅有。于是，乾隆皇帝命人整理了李墨的生产工艺，绘成《墨法集要图》，再现了李墨的工艺流程，他还指使太监在宫中仿制李墨。
中国的书法逐步从甲骨、竹简、绢帛、麻纸上走了下来，随着宣纸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书法的笔墨变化更加出神入化，相得益彰。北宋大书法家蔡襄就是使用了由李煜命名的“澄心堂”所生产的宣纸后，写了这封被称为“澄心堂帖”的短信，信的内容是称赞了宣纸的质量以后，进而表达了获得这种宣纸的愿望。
宋徽宗赵佶的荒淫无道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历史上历任的346位皇帝中他却是最富艺术气质、最才华横溢的。
赵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在位期间他主持编纂了《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仅《宣和画谱》就有二十卷，包括二百三十一位画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件作品。他的书法别具一格，笔画瘦劲锋利、屈铁断金，因此被后人称为 “瘦金体”，瘦金体的用笔特点是“横划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个别连笔则如游丝飞空”，在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以此面目示人的仅此一人。
宋代翰林图画院画师们的平时画作，大多是由赵佶亲自命题，完成之后都由赵佶“御览”。如果对一幅作品满意的话，他会在画上题写诗文、签名画押。于是，后人把这些画称作为“御制画”或“御题画”。徽宗利用至高无上的皇权推进了绘画的发展，使宋代的绘画艺术有了空前的成就。
这是北宋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现存古代绘画中反映社会生活最丰富、场景最宏大，集人物、屋宇、舟桥、林木为一体的鸿篇巨制。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赵佶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赵佶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他专用的双龙小印。
帝王的喜爱，固然会提高书法地位，弘扬学习书法的风尚。但是有时帝王对于某一派书法的过于痴迷，对于书法的发展却未必是一件幸事。清代中前期书法的发展，因为康、雍、乾三朝皇帝他们自己那一手标准规范“馆阁体”的导向作用，使得发自明末的“馆阁体”书法很自然就成为那一时期书法发展的主流。
到清代后期，单一的“馆阁体”书风已经难以满足时人的审美要求，正所谓“物极必反”，一些有识之士对全国一体、千人一面的“馆阁体”一统天下的现状不满。执政的嘉庆、道光皇帝也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一味僵化，无形之中网开一面，所以社会上有了“复古求新”的要求，希望开创新的书法风貌。当时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由于仕途坎坷，于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那种为仕途而必备的“馆阁体”书法就像令他们屡试不中的科举制度一样，逆反心理驱使他们对“馆阁体”进行抵制和改造。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怪”，就是因为在他们的书画中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叛逆精神。
帝王的喜好势必影响到臣下，清朝的阅卷官员便把书法的好坏作为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标准，以此决定取舍。而好坏的标准也往往以皇帝的好恶为准绳。殿试是由皇帝主持的，能写一手让皇帝喜欢或感觉熟悉的字体，的确在阅卷时占有优势。状元首先必须是书法优秀者。顺治皇帝时，因为他喜欢欧阳询，连续两届科考状元都是欧体的优秀书家。康熙皇帝喜欢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于是就有三届状元书宗二王。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徐寒：“纵观这中国历史，封建帝王之施政，不外就两件事，文治与武功，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不文啊便被揶揄，这文治对于皇帝来说当然包括着许多非真正的内容。而它的象征便是诗、文与书法，能书表示的是文化素养与文明程度。几乎所有的帝王都要沾上书法的边。对于帝王而言，书法当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的艺术活动。古人道，言之无文则行之不远，要行之致远感人至深。这就不仅要求文辞美，还要书法美，方能诵之赏心，观之悦目。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书法就更具有宣教和服务的作用。”
如果我们对历代引领时代书风的扛鼎书家进行一番梳理之后，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历朝历代最杰出的书法家几乎都集中在朝廷周围，他们的背后就站着最高统治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那些最负盛名的书法大家无一例外都是当朝著名的官吏、文人或者高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朝各代的书法家数不胜数。但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流传下来的作品创作者中几乎没有布衣白丁。能被称之为大书法家的都是身份显赫、地位崇高之人。
书法是历代帝王在登基之前的必修课，它甚至关乎着一国之君的脸面和尊严。长期的笔墨研习，增长了帝王的书写能力和欣赏能力。即使是那些金戈铁马打下江山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统治地位的稳固，他们也必须学习接受汉族传统文化。
所以即使不断地改朝换代，中国书法艺术仍然能够沿着自己的艺术轨迹继续发展。
帝王们对于书法的兴趣或轻或重，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也许他们有的人是珍爱艺术，有的人是附庸风雅，有的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有的人是出于装点门面。但是作为书法本体来说，帝王的重视与否确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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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6 10:2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