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

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现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高10.8厘米，口径宽5.9厘米，长8.7厘米，呈竹筒形。釉色青中闪绿，从器底向上凸雕一根青竹，近底部彩绘松树和梅花，从而构成一幅“岁寒三友图”。笔筒上写有诗文“月缕无暇玉，风弹不调情”与“风过碧天摇凤尾，雨余幽润洛龙孙”，落款为“丙子仲夏沐斋制”，“丙子”为清乾隆二十一年。笔筒上还刻有“翰墨”、“陶铸”、“赏心”、“芳铭”四款图章。器底带有红彩“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这个笔筒采用雕、塑、绘等多种技法，造型别致，十分罕见。通过款式可以知道这件作品的主人是唐英。

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

唐英（公元1682年-1756年）参与制作的瓷器署款有落款和闲章两种分别。其中其所书四字款识有“蜗寄居士”、“陶成居士”、“蜗寄老人”、“沐斋居士”、“陶榷使者”、“陶成宝玩”等；三字款识有“督陶使”、“古柏堂”、“陶成堂”、“古泉堂”；两字印章有“唐英”、“俊公”、“叔子”、“蜗寄”、“陶人”、“片月”、“玉峰”、“沐斋”、“居士”；单字印章有“陶”、“榷”、“铸”、“翰”、“墨”、“钧”等。这件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含有“沐斋”和“陶铸”应为唐英署款，为唐英作品。

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

中国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官窑的瓷器制作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一时期在御窑厂管理者的努力下出现了三个制瓷业的高峰，他们分别以镀陶官郞廷极、年希尧和唐英的姓氏命名，这就是郎窑、年窑、唐窑。而这其中又以唐窑最为著名。

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

雍正六年秋（1728年）47年的唐英经过30多年的宫廷经历，奉命兼任景德镇督陶官。多年的宫廷经历让他对皇帝爱好了如指掌。唐英在景德镇聚精会神地研究瓷器烧制技术，他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作为一个朝廷官员，整整3年时间与窑工们同吃同住，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唐英因此完全掌握了瓷业生产的物料和火候，由一个官员转变成瓷器工艺专家。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再次接替因为犯事而被革职的景德镇督陶官年希尧，从此开启了唐窑时代。

唐英制作的精品瓷器

唐英担任督陶官后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只是代表朝廷向窑户工匠们征索瓷器，而是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制瓷事业中。乾隆八年唐英奉命将陶瓷制作的程序总结为二十道，并由宫廷画家画出，最后编成《陶冶图说》。这本书对后世的瓷器制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唐英主持景德镇御窑期间，新诞生的瓷器品种高达50多种，出现了仿生瓷、轿瓶等多种类型。乾隆年间的官窑也被人称为“唐窑”，如今能看到落款式唐英的传世瓷器有上海博物馆的乾隆五年大花觚、国家博物馆的乾隆六年花觚，这些都是唐英监造的瓷器精品。无论是瓷器的胎质、釉面、器形种类，还是工艺手法、彩绘装饰都达到了清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唐英制作的精品瓷器

清康熙时期是瓷笔筒生产的鼎盛时期，品种极为丰富，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等品种。而雍正、乾隆时期瓷制笔筒生产量要比清初时少，但制作更加精巧，装饰意味也更浓，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颖的瓷器，比如六方形、扁方形和双联形等。雍正瓷笔筒以清新典雅的装饰风格著称，乾隆时期的则体现出富贵华丽之气。在唐英参与制作的笔筒更是景德镇官窑瓷器中的精品。唐英虽然出生贫寒，但因长期在宫中耳濡目染，加之勤奋好学，他在笔墨书画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在景德镇期间，唐英除了监督官窑瓷的生产外，有时还参与制作瓷器。这个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就是其中的代表，唐英的瓷器作品往往因蕴含着一种文化情节让人耳目一新，而且瓷器上大都题有他写的五言或七言诗，诗的内容常与所绘纹饰题材相呼应。唐英与其他督陶官不同，具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能文、能诗、能书、能画，往往能有感而发，以诗文抒发真实情感。唐英写的诗朴素无花，恬淡自然，比如“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亦文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以及“是非不如东风耳，花开花落只读书”等。这个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所题“月缕无暇玉，风弹不调情”的诗句真是唐英宠辱不惊、复还自然超然心境的反映。这个瓷器笔筒也体现了唐英深厚的绘画功底，笔筒上梅花、松树和竹子相映成趣，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致。正是唐英在书画诗词中的造诣使他在清朝诸多督陶官中脱颖而出。唐英的瓷器作品除了技艺高超外、品相独特之外，更抒发着文人独有的情怀和雅趣，因此备受人们的喜爱。到了晚年，在督陶之余，唐英喜欢将自己的诗书画印描摹在瓷胎上。这个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正是他晚年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