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彩堆泥绘礼佛壶

雍正五彩堆泥绘礼佛壶；成交价:RMB 　17,250,000；尺寸：高14.3cm；宽17.7cm；拍卖公司：北京远方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交时间：2014-12-01。

藏传佛教，是我国佛教中重要的一系。公元7世纪，佛教从汉地、印度、尼泊尔传入西藏，与当地原始宗教苯教相互斗争和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亦称西藏佛教、喇嘛教）。自13世纪，藏传佛教始传入内地，为元朝皇帝所崇信，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被奉为帝师，领宣政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和藏区事务。元亡之后，藏传佛教对宫廷的影响并未消失，仍然受到明朝皇帝的崇奉。明朝在继承元朝扶植藏传佛教政策的基础上，改专奉萨迦一派为多封众建，使受封的西藏佛教各派首领频频入贡，与宫廷往来密切。明宫的英华殿等处供有西藏佛像，并设番经厂“习搬西方梵呗经咒。。清代统治者早在入关之前与藏传佛教就有了接触。崇德四年（1639年），清太宗曾派人赴藏延致高僧。崇德七年（1642年），又隆重接待了卫藏使者。“兴黄安蒙”，是清王朝贯彻始终的基本国策，藏传佛教也成为清代宫廷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以活动场所为例，萨满教是满族的传统宗教，但宫内只有坤宁宫一处祭所，而供奉藏传佛教诸神的大小佛堂却遍布宫廷，甚至苑囿中也处处可见，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清代帝王都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与达赖喇嘛及地位仅次的班禅喇嘛均关系密切。北京紫禁城、沈阳故宫、热河的夏宫及圆明园等均遍建喇嘛庙。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尤其经常接待蒙古各部落领袖。北京雍和宫一块大理石碑刻有乾隆帝1792年所撰的《喇嘛说》，其中有云：“与黄教（格鲁派），即所以安众蒙古”，其护教目的昭然。

而雍正帝对佛教痴迷之心，更是清朝其他皇帝无法相比的。他从小就喜欢读佛书古典，甚至自己编著了佛教禅宗语录。他自号“圆明居士”，一生广交僧侣，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章嘉喇嘛。章嘉呼图克图 ，中国清代掌管内蒙古地区喇嘛教格鲁派最大转世活佛。第一世章嘉出生于张姓之家，原称张家，后改章嘉。此时还是四阿哥的胤禛将章嘉喇嘛作为自己的证道恩师。章嘉活佛可谓一个地道的御用喇嘛。康熙利用他在青海、内蒙古一带的宗教地位和名望，封其为国师，任他为『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务之札萨克喇嘛』，以分西藏达赖喇嘛之权，专管内蒙古宗教事务，并留其常住京师。在章嘉活佛的引导下，胤禛很快觉悟一切，“大彻大悟”，直透“三关”，得成正果。在清代诸多史料的记载中，胤禛的继位更是和这位章嘉活佛有着举足重要的关系。

在雍正八年，雍正帝生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保命，健康长寿，雍正帝便向各地寻访“术士”，从此也痴迷上了炼丹。在我国历史上，帝王们都祈求能长生不老，可惜先后有十五、六位帝王都死于了丹药中毒，雍正帝的早亡，很多史学家认为这与他过多的服用丹药，而导致铅、汞、硫、砷等矿物质中毒不无关系。他在当皇帝之前所居住的雍王府，在继位后改为了雍和宫，在乾隆时期更是被改为了喇嘛寺庙，一直流传到现在。

藏传佛家在清宫的崇高地位，使得诸多的宫廷艺术品也受到了外来文化影响，诞生了一片的具有诸多藏地文化特色的艺术珍品。此件《五彩堆泥绘礼佛壶》虽然没有把藏地文化纳入其中，却在壶身描绘一幅礼佛图案，而在图案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藏传佛教在清宫的显赫地位。

该壶色泽清丽，呈淡黄色，温润秀丽，包浆莹润，胎质尤为细腻。壶身造型挺括，溜肩挺腹，圈把直流，端庄秀丽。壶身通体堆绘五彩图案，笔法清丽，虽为方寸之间，然近景与远景搭配的相得益彰，凸显成竹之势。而在画面内容表现上，却颇有深意。壶身正面绘一山中小亭，小亭旁一株玉兰和一株红枫相映而生，两树之间绘一着青衣长褂，手摇折扇的文人形象。壶身反面所绘景致与正面一致。流把之上所绘图案亦是相同，在极为细小的面上通转绘一小亭，亭畔一株翠竹摇曳生风，而红衣僧侣则在竹下打坐。壶盖之上的画面与前面两幅有所类似，却又有明显的差别，更像是两者的融合之作。画面中，红衣僧侣移步至壶身那株的玉兰和小亭中，神态自若。此作画中人物，笔者根据清朝帝王与章嘉活佛之间的亲密关系来猜测，那位轻摇折扇的文人很有可能是雍正的化身，而红衣僧侣便是章嘉活佛。从这件《五彩堆泥绘礼佛壶》可以看出，雍正帝对于藏传佛教已经进入一个完全痴迷的境界，对于章佳活佛更是尊敬万分。

这件宫廷御制的《五彩堆泥绘礼佛壶》带有浓浓的雍正朝的艺术风格，道出了鲜为人知的清宫生活与历史花絮，其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的同时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弥足珍贵。此作品更是目前唯一仅见的雍正年间的有关藏传佛教的五彩堆泥绘紫砂壶，在国内外的诸多博物馆中，唯独香港茶具博物馆珍藏的一件此类作品，可惜流已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