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造币厂设立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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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在1912年设立了币制委员会，研究币制改革。

民国三年（1914年）3月6日的《币制局简章》规定设置币制局，12月27日裁撤。民国七年（1918年）8月10日公布《币制局官制》复设币制局，直属国务院。币制局的职权包括监督全国造币厂，监督中国和国民银行发行券，监督、整理各省官银钱号，筹办其它关于币制事项。次年4月18习，财政部、币制局会呈大总统文中已经谈到整理币制，先从统一大银元人手，“熔旧铸新既颇著成绩，铸成之新币各省一律通用，其势駸盛”，“从前各厂铸造之旧型一元银币，除已熔毁者，约有一万八千余万元。至各种外国银币，其确数虽不可考，大约概算为三千万元，当无大差。然而天津总厂及湖北、江苏两分厂各厂月各有三百万元之铸造能力，故以其能力之三分之一专事旧币之改铸。先由各种外国货币，及各省旧币之成色、重量过低者着手，尚余三分之二铸造能力，于厂务之进行无妨。每月三厂合计，得改铸外币及旧币三百万元”。若按此计算，熔旧铸新工程的完成，该三厂需70个月的时间，将近6年。客观上需要设立新厂来增加铸造能力。设厂的地点因种种因素而逐渐注意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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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南京条约》规定为通商口岸后，迅速发展成为我国近代金融和工商业中心，货币流通量极为可观。据1917年10月30日财政部调查，上海生银流通230余万两，银元约170余万元、外国银元1.3万元，在国内居于前列。当时上海有40余家中外银行，近80家票庄、钱庄。1919年5月，美国脱离共同抑制银价的协定，造成银价上涨，中国白银外流，上海市面上鹰洋缺乏，影响金融。6月9日，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在征得外国银行业同意后，实行鹰洋与新币、龙洋一律通用012月，上海现洋缺乏，洋厘飞涨。因上海的银元以往都依赖于南京造币厂供给，而该厂又不能及时将银元运抵上海，上海银行界久有抱怨。为此，浙江兴业银行办事董事徐寄廎（即徐陈冕）撰文建议统一货币，提出三个实行方案，其中有允许华商银行和钱庄自由向造币厂改铸，并提及“南京一厂倘以铸数之繁，日不暇给，宜由沪添设分厂。当时杭州本有分厂，旋因事停办，现在以杭移沪，其利便良多”。
从1919年10月以后，外国商人多次提出由外国人控制在上海建立造币厂制造银元。此建议最初由斯蒂芬于1919年11月在上海英商会联合会上提出，“主张应于上海新设立一政府造币厂，由外人监督办理，以保证划一银元成色模型，其他各地造币厂一律裁撤或亦加以同样监督”。这建议得到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的支持。1919年11月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要求政府委托税务司办理上海造币厂事宜，外国公使团也为此照会我国外交部。1920年11月，上海汇丰银行经理斯迪特在上海英商公会第二届年会上提出同样内容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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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势力的这种舆论引起了上海银行界的警觉。上海银行公会惟恐造币权旁落外人之手，呈请财政部、江苏省省长在上海设造币分厂。呈文提出多条理由，要点如下：第一，上海是中外贸易交通重点，金融发达，但造币依靠江宁分厂。诸多不便，铸数也难定。外商曾请求宁厂迁沪，而苏州、杭州、清江浦三厂弃置多年，安徽开铸也并非长久之计，可用前三厂的设备移沪，利用上海的廉价地产，吸收中外银行附铸，使政府有盈利，也符合世界各国在通商大埠设造币厂的惯例。第二，造币厂与银行分处二地，遇异常情况难以联合应付。在上海建厂后，可与银行界共同合作统一币制，毁旧铸新。第三，铸造费中运费、火耗占比重较多。上海交通便利，银料价廉，可省运费，用大条银铸币也使每枚银元铸费低于规银的七钱二分五厘。
江苏省长公署批：“呈悉。所拟分设币厂，调剂金融，极有见地。惟苏州、清江等处所存币厂机件，或为皖省移用，或已拨归省立丝织模范工场及第二、第五各工厂应用，无从拆而移沪。此层希再酌议呈复，以便分咨财政部、币制局核办。此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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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13日，财政部呈请在上海设立造币厂并先行派员筹备：“窃维改革币制，首在推行本位银元，力求统一，而扩充鼓铸机关，俾足供给社会之需要，尤为人手办法。上海华洋辐辏，银行林立，全国金融视为枢纽。近来市面流通银元，往往不敷周转，供不敌求，中外商民，交受其困。考东西各国币厂设立，类在通商巨埠，如英国设在利物浦，日本设于大阪。我国造币局创设之初，大抵集中子省会。嗣经裁撤归并，而地点悉仍旧惯，故以沪埠商务之殷繁，竞无鼓铸机关供给需要。从前宁厂移设之计划，尚难立见施行。再四筹商，创设新厂，方属根本之解决。该埠海陆交通既便于转输银元购运材料，且得消息市面之盈虚，以酌剂金融之缓急。迭经中外商民讨论条议，对于兹举，同深企望，实为推行新币惟一之时机，亦即统一币制进行之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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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员王世泰这时拟有《筹备上海造币厂分期进行办法》。王将筹备分成二期。第一期从1920年4月至6月，要点有：(1)规定铸币种类、铸数及每日工作时间。提出沪厂应暂以一元银币为主要铸币，今后如需试铸金币或兼铸铜银辅币，只需酌添设备。每日工作时间8～10小时。认为铸数最关重要，外国银行团提出日铸100万枚，陶德琨提出日铸30万枚都没依据。王认为先查明全国需币的概数，再由币制局酌定数目，分配各厂。或者调查近十年的银元市价和各厂银元铸数作为参考。币制局在酎定铸数时须有余地。(2)拟具订购装置检查及保管机器各办法。应购机器的种类、数目应以铸数为依据，动力、熔化设备可略多备一些。注意安装，不可全部交付洋行。选用机械内行、工作谨慎并富有责任心者订立合同，给予优薪和管理权，专责检查保管。(3)勘定厂基。设厂地点应择近市中心、交通便利之处。以日铸50万枚计算，机器、材料、煤场、办事处、职工住房、守卫消防等需房屋50余亩。(4)绘具厂房草图并估计建筑费。厂房与生产管理有直接关系，应由筹备处邀请建筑和铸币专家讨论拟定图纸并估出造价。同时应考虑到在厂外建造职工住房和厂内多设几处浴室。(5)筹措经费并编制开办预算。认为商借外绩万不可行。在与上海中国银行团商订借款合同时，以其不干涉厂务为宗旨。第二期从1920年7月至12月。认为订购及安装机器时应遵照审计院法定投标办法招人投标，开标时需币制局派员监察，购买机器合同需币制局核夺，并请律师审核，以免开工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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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故上海造币厂的建厂经费颇费周折。在周自齐任币制局总裁期间，预算上海造币厂建筑费（包括基地及工厂、机器）为200万两。先向美国友华银行借款，由于该行对借款合同中许多条款不满而拒绝借款。于是，上海中国银行公会邀同银钱业共组银团，合认借款。当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公权）受上海银行公会委托，在北京与财政部磋商办法。遂由借款银团与财政部、币制局协商，由财政部发行上海造币厂特种国库券250万元，全数由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担任发售。双方订立合同及各项条件的合同底稿由上海银团寄给张嘉璈修改，并公推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盛竹书赴京接洽，于1921年3月2日签定《上海造币厂银团借款合同》。
该合同以中华民国财政部为甲方，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为乙方，双方订立13条条款，主要内容是：(1)甲方按照民国十年发布的财政部设立上海造币厂特种国库券办法，发行总额为250万元的特种国库券，库券由财政总长和银团代表签字，由乙方担任发售。(2)库券借款专用于上海造币厂购地建厂和购置机械等，不得移作他用。合同签订一月内，上海造币厂筹备处主任会同专家开出建设计划书及预算书送交乙方，经乙方同意后开始工程。(3)库券每100元实收93元，年息9厘。库券借款自民国十年四月起，至民国十二年五月止，逐年还本7万元，甲方训令盐务署稽核总所总会办每月于盐余项下拨交上海中国、交通两行洋7万元，由两行拨交乙方还本。除此，以上海造币厂的地基厂房设备担保。上海造币厂成立后将财产开明细帐，附带保险单交存乙方。沪厂开铸后盈余须按月交存乙方，库券全部还清方能提用，周息4厘。(4)乙方按库券实收数额入上海造币厂帐，为该厂存款，周息4厘。(5)乙方发售库券费用自理，甲方按库券总额给予1%酬费。(6)库券借款还清前，造币厂支用款项均由厂长和乙方的稽核员签字方能动用。(7)合同未规定事项，需经双方同意。
同时，上海银行公会发布了《定期让售上海造币厂借款国库券通告》。上海银行公会登报通告后，上海金融界踊跃认购，共达365.5万元，借款国库券发售极其顺利，超过定额110.5万元。上海造币，一借款银团成立后，银行公会推举了盛竹书、钱永铭（新之）、宋汉章、倪远甫、李铭（馥荪）、陈辉德（光甫）、方荪伯等为董事，宋汉章任临时稽核员。1922年3月，由沈籁清担任稽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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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后致函财政总长、币制局总裁，提出多项建议：(1)国币成色。《国币条例》原订国币为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成色银九铜一，但实际通用的袁像银币成色为银八九銅十一。上海造币厂沿用这标准，希以公布大总统命令，重行修正《国币条例》。型式上，上海造币厂所造新币拟另立样式，并加暗记，以教令颁定与旧币一律通用。公差应照《国币条例》，每枚不超过千分之三，并聘用外国化验师负责检验。(2)上海造币厂直属财政部、币制局，厂长由部派并征求银行方面同意。上海造币厂生产规模每日铸币50～60万元，但设备潜力应达到日铸100万元以上。(3)上海造币厂应以自由铸造为原则，每元加铸费6厘。(4)建议自由铸造与废两改元同时进行，设立特别委员会讨论废两改元办法，并检查监督铸币成色公差。
为此，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登报发布了《征求国币型式通告》。
改制国币是经财政部、币制局函准在案，故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登报悬奖征求后，各方应征者极多，共收到设计图445卷。
在银行公会审查会议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新币图样用刀、布、泉，另一种主张用国徽。刀、布、泉种类繁多，究竟哪种年代最早很难考证准确，故担心贸然审定会被世人贻笑。而国徽意义深邃，绘刻必须精工，方足以垂久远。所以银行公会在致上海造币厂筹备处函中请该处呈明财政部、币制局，择定一种图样。
1923年3月12日，民国政府采纳了上海银行公会上呈的样式，以总统教令公布了国币型式。国币正面是国徽，上环列纪年“中华民国十二年”，背面中央纪值，环列嘉禾，下结萦带（见附图）。因上海造币厂迟迟不能开铸，故后改由天津造币总厂铸造。鉴于有此教令，  故1926年张宗昌铸十圆、二十圆金币；1926年直隶诸玉璞铸一角、二角银币；张作霖于1926、1927年铸壹圆纪念银币都沿用了国徽图案。币制局最初的设想，是以上海造币厂为总厂，天津、汉口为分厂，撤消南京、杭州、奉天、广东、成都等地的造币厂。上海造币厂的厂址原拟定在上海租界之外，因本地军政官员跋扈，恐受其干涉，所以在租界内平凉路附近以每亩3000元的代价购买了70余亩厂基。最后，择定厂址改在戈登路（今江宁路）苏州河北岸。1920年11月，决定了工厂和机器的得标人。厂长钟文耀推荐了美国人赫维特任工程建筑监督技师，年薪1.5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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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造币厂筹建主持人频频更动。1920年2月，钟文耀、张德薰主持筹备。3月，币制局第5号委任令派钟为厂长，张任会办，并按币制局第205号指令成立筹备处，颁发关防。3月20日，钟文耀、张德薰启用关防，并致函上海银行公会。1921年4月，财政部改派萨福懋主持筹备事务。1922年10月，又改派罗鸿年任厂长。其时，厂房、规划等已大致就绪，但预算经费严重不足，多方筹措而无结果。

最终，该厂因困于经费及其它原因，被迫停顿。1927年北伐军抵沪后，财政部派王文柏为该厂监督，王子崧为厂长。1928年1月，改派唐寿民为厂长。同年夏，全国经济会议、财政会议先后议决废两改元案，提案中有：“上海造币厂应于最短时间内成立，半年以内必须开工鼓铸新银元，定为国币”。会后，财政部积极筹备，11月改派郭标充任厂长，正名为中央造币厂，设监理委员会督促进行。1932年，徐寄廎、郭承恩先后担任厂长，负责筹备。1933年3月1日，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

本文承马飞海、郭彦岗、吴凤岗三位前辈指导，特此志谢。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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