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他被后世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一代完人”。他的哲学思想是明代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影响深远。  王阳明不仅学问精深、文章昌达，书法造诣也颇高，行墨间有俊爽之气。  《王阳明全集·年谱》记载了王阳明对修习书法的认识：
 后来他读明道先生（即北宋大儒程颢）论书法曰：
王阳明由此感慨生发道：
 他创立“心学”，提出了“致良知”学说，在世界哲学史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38卷。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王阳明不仅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个书法家。  在书法上，王阳明也有极高造诣。他曾对弟子说：“我开始学习写字，对照临摹古人的字帖，只是得到字的形状。后来拿起笔来不轻易落在纸上，专注思索，静心思考，在心里构造它的形状，时间久了才开始懂得它的法则。” 王阳明的楷书沉着刚劲，端庄高雅，《时雨堂记》、《纪功碑》等风骨峻迈，蔚然庄严；行书《矫亭说》、《四箴卷》、《纪梦诗题壁》等神采苍秀，笔势纵逸，蕴藉而隽逸，豪放而舒展；草书笔意清新，瘦劲坚挺，随意为之而无飘浮之嫌。特别在龙场贬谪期间所书《何陋轩记》、《象祠记》行笔疾如风雨，矫若龙蛇，纵横跌宕，变化万端，是神韵超逸、气势豪迈的佳作。  明中后期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徐渭称赞王阳明书法说：“古人论右军（王羲之）以书掩其人，新建先生（王阳明）乃不然，以人掩其书。观其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蟠也，使其人少亚于书，则书已传矣。”书法家朱长春评价其书艺时说：“公书法度，不尽师古，而遒迈冲逸，韵气超然重表，如宿世仙人生具灵气，故其韵高冥合，非假学也”。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归庄赞誉说：“阳明先生一代儒宗，而亦工于书法如此，岂非艺即道耶？余学道不成而谬以能书名，既耻为一艺之士，其敢不勉。”在《中国书法史论》中，陈云君评价说：“他书法学晋人，守古法中风韵悠长，儒人重书古使之然也，阳明力行。他初学《圣教序》，甚得右军之法，偶参时人笔意。因为本人为政府中官吏，所以习气难免，幸知时弊，其书重雅而摒俗”。国际阳明学研究大师、日本九洲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称其书法“骨挺神骏，笔势飘逸，流畅清丽，有弘毅骏拔飘逸之气象”。  思想成就：哲学思想与个性儒家 阳明子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赫赫，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因他曾在余姚阳明洞天结庐，自号阳明子，故被学者称为阳明先生，后世现在一般都称他为王阳明，其学说世称“阳明学”。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生于明朝中期，此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阳明子试图力挽狂澜，拯救人心，乃发明“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  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心学集大成者。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以此作为讲学的宗旨。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  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后行”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论儿童教育，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  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腰牌。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徐阶，张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扬海外！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非常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回故乡时，常游览名胜古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丰。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他将心学凝成四句话，即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余姚“四碑亭”，留有纪念他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贤王阳明故里。楹联：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揭瑞云。横额：真三不朽。  阳明学：心学和知行合一 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王守仁留有三本传世之作《传习录》、《阳明全书》（即《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门人所辑）、 《大学问》。《大学问》被认为是王阳明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大学问》是王阳明的主要哲学论著，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戒慎保真人性本善，良知现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惧，所谓“慎独”（独处时犹如在大庭广众前，言行、思想均合乎礼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丝毫不善夹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心灵不受任何染污，这样良知自能百发百中。王阳明解释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间断），则天理长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怍，动容周旋而中礼（合乎礼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间断）。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牵累）耶？” 阳明学在现代中国仍有广泛影响。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之一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都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学。著名学者徐梵澄经过几十年对中国，印度，欧洲思想研究以后，在晚年也对陆王心学赞誉有加（见《陆王学述》收录于《徐梵澄文集》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中国大陆的当代学者蒋庆也对阳明赞誉有加（见《政治儒学》一书）。日本近代的著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为王阳明学说所折服，随身腰牌上刻有七字"一生伏首拜阳明"。蒋中正也是王阳明学说的信徒，并因此将台北草山改名为阳明山。   思想主张： 1、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2、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3、致良知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人性本善，良知现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惧，所谓“慎独”（独处时犹如在大庭广众前，言行、思想均合乎礼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丝毫不善夹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心灵不受任何染污，这样良知自能百发百中。王阳明解释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间断），则天理长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怍，动容周旋而中礼（合乎礼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间断）。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牵累）耶？   4、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5、士农工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政治主张： 1、明赏罚 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象这样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  2、量情法 强调执法要“情法交申”，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例如处理“宸濠之乱”的反叛人员时，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至于各“从逆”的人犯，则认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在另外一个“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作既使得“谗谀知警，国宪可明”，也显示了朝廷的“仁慈”。这正是他的“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况下，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下，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  重纲纪 求重视“纲纪”，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杜绝“法外之诛”，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对待，特别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无不应当认真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狱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    欢迎添加微信zmkmsc或加入古玩收藏交流QQ群(282603373)，认识更多古玩收藏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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