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津的收藏大家介绍

　  倾尽一生藏品慷慨捐国家

　　如果您常去天津博物馆，那么位于5层的《器蕴才华——文房清供陈列展》和《志丹奉宝——天津收藏家捐献文物陈列展》您应该不会陌生。在这两个展厅中我们看到 的大部分古砚，都来自于民国著名实业家徐世章的捐赠。徐先生的捐赠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馆藏，也使得天津博物馆成为全中国在古砚收藏方面最成体系、首屈一指的博物馆。

徐世章旧居（睦南道126号）

　　提起徐世章（1889-1954）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天津人，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十弟，著名实业家、收藏家。他酷爱文物收藏，尤其是古砚，上至秦汉，直到明清，不仅门类齐全、质地精良，而且多传承有序，不乏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

　　徐世章爱砚台可以说是出了名的，为了收藏到一方好砚台，他不惜花费重金，从徐世章撰写的《藏砚手记》中便可得知，1934年至1937年，仅这四年间，他用 于购买砚台的款项就高达4万多元。如他当年购买了一块金代大定红訇小砚，因此砚极其稀有，徐世章几乎是用与这块砚台同等重量的黄金购得的，徐世章曾对子女 说：“要是将我购买文物的钱来买钻石，足可以买一大簸箩了！”

　　徐世章不惜花高价买好砚台是出了名的，当时古玩商都称他为“财神爷”。甚至于有些砚商开出天价，一次徐世章在南京夫子庙看中了一方宋代端砚，卖家一眼就认出 来眼前的是大名鼎鼎的徐世章，就故意把价格抬高了一倍。徐世章当时资金吃紧，不足以支付要价，卖家说：“没钱不要紧，您不是干房地产的吗？拿地换也行 啊！”明知道是趁火打劫，但徐世章求砚心切，硬是以一块正在升值的地换了这块端砚。事后，朋友拿他开玩笑：“看你做起房地产生意是个精明人，怎么一看见好 砚台，你就变成了个头脑发昏的蠢人了呢？”后来他在题记中写道：“当此世乱年荒之际，而以重金得之，人能不嗤我愚也，然我以卖地之金易此砚，却以之为余 幸。”徐世章虽为了宝物不惜重金，但在生活上却十分简朴，并且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平日常穿一件粗布长衫，子女穿的也都是自家染制的布衣。为了培养子女的勤 俭意识，每逢春夏之交，他还让孩子们吃上几顿野菜饭。

徐世章

　　徐世章嗜砚如命，在今天的天津博物馆，展出的徐世章的捐赠品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细节，他每每收藏到一方古砚之后，都会专门定制藏砚的套盒，内衬 丝绸织锦，再用双层木盒保存，内盒为紫檀木，外盒为楠木、红木或黄杨木。1934年开始，他将一生收藏之古砚整理成系列，编纂成砚谱。

　　徐世章不仅是一位收藏大家，更是一位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国民党统治时期，美国曾出价数百万美元欲收购他收藏的文物，被徐世章断然拒绝。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天津战事激烈，曾有人劝他携文物去美国生活，但他说：“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绝不能从我手中流散到国外。”

　　新中国成立后，徐世章还曾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1952年徐世章先生不惜变卖几处房产，凑齐15000元购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认购十年期公债25000元，是当时私人认购公债数量最多的人之一，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3年冬，徐世章身染重病，他对子女说：“我毕生精力致力于收藏文物，几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将它们由分散变为集中。如果传给你们，势必又由集中变为分散。我考 虑再三，只有捐献给国家，才更易于保管，供全社会、全民共赏。希望我死后，将捐献之文物开辟一个陈列室进行陈列，供大家欣赏，这也是我对社会的一点贡 献。”1954年徐世章病逝后，夫人杨立贤与子女通过周叔弢先生正式转达了将徐世章生前收藏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的意愿。这是天津市文化局上世纪50年代收 到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一批文物。1954年8月，天津市文物部门选择其中部分精品在天津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爱国捐献文物展览”。除了文物，徐氏后人还向 国家捐献了56所房屋及一块空地。

　　徐世章先生在天津五大道上的故居主要有3处，一处位于现天和医院附近的睦南道126号，这是一幢英式庭院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成于1922年，是一处高档 私人住宅。另一处位于今大理道26-28号，为两层砖木结构的欧式楼房，1922年建成，平面呈正方形布局，红砖清水墙，条石台阶，大筒瓦坡顶，正中开天 窗，风格简洁朴实。还有一处位于今马场道58号，3层建筑，欧式乡村别墅建筑风格，砖混结构，外墙红砖清水兼水泥装饰面，坡红瓦顶，错落有致。

　　变卖家什也绝不让文物外流

　　下面要认识的，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甲骨发现者和研究者王襄先生。

　　王襄（1876-1965），世居天津。长期从事金石学、甲骨学研究，为我国金石、甲骨学研究，特别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

　　天津博物馆收藏有1800余件珍贵的甲骨，其中的800余件都是王襄1953年捐献给国家的。1965年其亲属又将王襄书法、遗稿及王襄收藏的文物共计748件捐献给国家。

1960年，王襄在睦南里

　　1898 年的秋天，一位名叫范寿轩的文物贩子来到天津兜售这些在河南发现的带有文字的龙骨。起初天津的王襄和孟广慧认为这些是古简，在1899年收购了一部分，与 此同时在北京，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也购买了一部分。但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并没有对收藏的甲骨进行全面性的研究，此时由于 国内动荡，范寿轩也降低了售价，王襄倾其所有又购得一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襄失业在家，生活拮据，天津的古董商常去他家，游说他将甲骨卖给日本人，但王襄先生宁肯变卖家中家具、衣物维持生活，也拒绝把文物卖给日本人。

　　解放初期，直到1952年，王襄家中仍很困难，董作宾曾从美国来信，询问他是否有意将甲骨售与美国某大学，王襄也一口回绝了。1953年王襄出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将毕生珍藏的甲骨全部献给了国家。

　　王襄先生捐献的甲骨对于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及商代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如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的商代月有食卜骨，上面刻有七个文字，“旬壬申夕月有 食”。记载了公元前1189年10月25日发生的一次月食，这是世界上关于月食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之一，像这种带有干支的月食记事卜辞在世上仅有两件，这 是国内仅有的一件，极为珍贵，是研究商代天文、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标本，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1957年9月，王襄由老城厢东门内大刘家胡同迁往和平区睦南道睦南里，82岁高龄的王襄在五大道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时光。

　　张叔诚、周叔弢、徐世章、王襄……一个个天津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个在近现代文化界、收藏界具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收藏大家、学术大家，他们在天津、在五大道 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足迹。当我们来到天津五大道这些名人故居前，都会想起那些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老先生们慷慨为公、无私捐献文物的奉献精神，他们的故事为五大道增添了更为浓郁的人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