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像铜镍币平津去字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进行了现代化的币制改革，经过国内外的一系列试铸之后，民国二十五年做为中央造币厂的上海造币厂正式开铸古布样式的孙中山像铜镍辅币，共计五种：二十分镍币，十分镍币（图1），五分镍币，壹分铜币（图7），半分铜币。其中三种镍币因为国内铸造规模不足，又让奥地利代铸了一部分，即A字版镍币（A为维也纳造币厂的缩写标志，而非一般认为的奥地利缩写）。因为当时国内金属提炼技术不足，尚无法制造纯正的镍饼，所以上海造币厂铸造的镍币，其镍饼由国外提供，纯度高达99%或以上，祖模则由美国费城造币厂提供。

以上历史广为人知，而较少为人所知的是，民国二十五年的天津造币厂也悄悄地铸造了两种流通孙中山像铜镍币（图2和图8）。这两种孙中山像铜镍币外观上极力模仿上海造币厂的孙中山像铜镍币样式，已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不经细观难以察觉。但难以察觉不等于无法察觉，细细观察其实还是可以看出差异的。

如图3所示，相对于上海造币厂的十分镍币，天津版镍币的头像较为狭长，面部表情有区别，整体文字与上海版都有细微的不同，但多数文字较难把握特征，以中字和民字区别最为明显。背后古布图的形状也略有差异，如图4所示，天津版的古布图有狭长感，古布内的颗粒突起有一部分呈线条状，而上海版则是纯粹的颗粒状。

天津版因为是孙中山像铜镍合金（下文有细述），所以外观色泽偏青偏灰。壹分铜币正面的区别如图9所示，与镍币相似，所有文字都不同，但仍然以中字和民字区别较大，尤其是民字，其书法结构和上海版的民字有较为明显的差别。

其次天津版的党徽芒尖在年字一竖的上方（俗称上角星或右角星），而上海版则在下方。背后如图10所示，天津版的古布图较为拙刻不甚规整，文字细节和上海版也有区别。可能是铸造工艺所限，天津版壹分铜币一般所见弱打较为明显，且正面党徽底板凹进，而背后的古布底板凸出，所以整体感觉币身不甚平直。很显然，天津版的镍币和铜币文字结构极其相似，其雕刻应出自同一人之手。

    民国二十年9.18事变后，日本逐渐占领了东北，成立了伪满政府。待完全掌控了东北，巩固了地盘之后于民国二十四年开始蚕食华北地区。其手段一是军事挑衅，滋扰生事；二是煽动华北五省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实力不足的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商议的办法派国民革命军29军军长宋哲元进驻平津地区，8月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年底宋哲元被任命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属中央行政院直辖，但委员中汉奸及亲日分子占相当比例，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担任最高顾问，实质上这个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和日本妥协的产物，有中日共管的味道，所以其有很大的独立性，可自主办理河北、察哈尔及平津地区的一切军政事务。

    鉴于以上的复杂微妙的局势，身为委员长的宋哲元的打算想必也是复杂微妙的，可能是为了显示其政权的独立性或获取铸币税，宋到任后的一个举动就是欲获铸造货币的权力，当然遭到国民政府的强烈禁止。民国二十五年4月6日，已经停工十年的天津造币厂奉冀察政务委员会之命复工，第二天财政部长孔祥熙就关于拒绝冀察政务委员会强占天津造币厂自铸硬币一事，密电天津萧振瀛阻止天津造币厂的开工，可见国民政府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私自铸币一事极为关心。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造币权应专属中央，这是不容置疑的，南京国民政府严禁地方私铸货币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但这种严令禁止并没有阻止住地方政权的蠢蠢欲动，冀察政务委员会依然试铸了多种样式的平津嘉禾样币，此系列样币大小不一，面值混乱，与当时通行的中央货币相差很大，因为是在宋哲元当政时所出，现在一般称其为宋哲元样币。在国民政府强烈严禁平津地区私自铸币的情况下，再加上民间的使用习惯，铸造此类迥然不同的货币恐怕难以推行。有鉴于此，冀察政务委员会想出一个比较折中而有效的方法，即在大体样式上完全模仿中央造币厂的货币，但在货币上加上平津字样。这样高度向中央货币看齐的态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国民政府的反感，也会大大减轻民间使用习惯所导致的抵触情绪，而加上平津字样又显示了其货币的独立性，可谓一举多得。此系列样币种类也很繁多，但大体样式没有变化（正面加字版与背后加字版的背后古布图设计并不一致），只是在加盖平、津和平津等字样的位置上换来换去，在此不再赘言。从存世的数量上来看，最终应确定在背后古布图下加盖平字和津字。以笔者的推测，镍币古布下平字和津字，铜币古布图下平字，这三种币很可能短期铸造成流通币而进入流通，皆极少见，尤以镍币平津更少（所见个位数以内）。

    由于国民政府的再三严令禁止，冀察政务委员会稍后干脆将天津造币厂改名为冀察绥署修械厂以掩人耳目，并将平津字样全部去除，希望与上海造币厂所铸之孙中山像铜镍币相似的外表而能蒙混过关，继续铸币而不被发觉，此举极为隐蔽狡诈。图5、图6、图11和图12分别是加字版和去字版的镍铜币对照，可以看出，去字版除了少一字之外，其他各处都与加字版完全一致，没有丝毫的区别。根据相关资料，最先大量铸造的是壹分铜币，之后又大量铸造十分镍币，此币虽然号称是镍币，实际上只是白铜合金币而已。当时连中央造币厂都没有能力生产纯镍，仍需向外国进口镍饼，已停工多年临时搭台的天津造币厂肯定没有制造纯镍的能力。事实上天津版镍币主要成分是铜，只含有少量的镍（镍含量平均大约20%），且镍含量极不稳定，不同批次的含镍量多寡相差较大。镍属于铁族元素，有磁性，达到一定纯度的镍会被磁铁吸起来。所以上海造币厂的镍币都能被磁铁吸起，而天津版的所谓镍币并无磁性，不能被磁铁吸起。

    截止到民国二十五年6月2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所铸造出的壹分铜币大约1000万枚，投入市场200万枚；镍币10万枚，投入市场10万枚。从面值上看，当时已经铸造出的孙中山像铜镍币共计11万元。之后从蒋介石在同年7月28日签署的公函字第三二三一号中看，冀察政务委员会截止到7月28日一共铸造了大约相当于面值30万元的孙中山像铜镍币，即后面一个月中又造了大约19万元的孙中山像铜镍币。有关资料显示，民国二十六年初天津造币厂尚存有去年已铸出但未发行的孙中山像铜镍币20万元左右（之后投入市面）。《克劳斯世界硬币目录》中注明天津版无磁性镍币铸造量是100万枚（面值10万元），因成色低劣而受到市场冷遇。

    天津版孙中山像铜镍币在当时并不被国民政府所认可，孔祥熙曾在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长戈定远来往密电中强烈要求：对于该项伪造辅币，迅予查禁，以维币政。可见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可以悄悄铸造辅币，但在发行上还是受到很大阻力，这也可能是天津版孙中山像铜镍币发行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的统计数字，天津造币厂前期铸造铜币较多，但发行不畅，发行量只有铸造量的五分之一。而镍币的铸造量偏小，发行极为畅通，所以笔者推测后期天津造币厂必然以生产镍币为主，铜币极有可能停铸。至于铜币和镍币的具体铸造量则很难考证，只能推测其大概。笔者估计铜币的铸造量可能为1000万枚到1500万枚之间，镍币的铸造量可能为100万枚到200万枚之间，这个比例大体上符合铜币和镍币在当今市面所出现的概率。 

    天津版的孙中山像铜镍币流通区域不广，集中在京津冀地区，尤其以天津的市面所见最多，其次山东发现也为数不少，辽宁地区偶尔可见，其他省份并不容易见到。在其他省份所见到的，大多数应该是80年代后古钱币商家买卖批量钱币造成的规模性转移，而非民国时期货币流通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