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皇家金器
明代是中国黄金制造史上的鼎盛时期，但它顺沿前朝法度，限制庶民用金，对金银矿的开采、熔炼实行严格管控。而内廷的银作局却大量打造金银器饰，以供皇室成员享用，从《明宣宗宫中行乐图卷》中便可得见。永宣时期的金器以日常生活用品和首饰为主，工艺风格承袭前代并有所发展。此间多使用拉丝、累丝、锤鍱、錾刻、焊接等技艺，然而由于清代皇室大量销镕明朝金器打造本朝用器等原因，明代皇家金器如今已经难得一见。明宣德 金质龙纹高足杯，请赏析：
尺 寸：高11.8cm；口径11cm；重470g，创作年代：明宣德，拍卖成 交 价：RMB 25,875,000
金质，樽大侈口，光素卷唇，鼓腹，外壁高浮雕腾于云间双龙，龙首微昴、怒目圆睁、阔鼻大口、牙尖齿利、口吐火珠、须髯尽风摇曳、龙身蜿蜒盘曲，龙鳞片片分明；樽下高圈足上錾出高浮雕海水纹，海水澎湃翻滚，激起千层浪，远视金樽似双龙腾于海面翻飞于云间；樽内壁光素、杯内底细錾腾龙；樽底光素，錾出圈字“宣德六年九月内造 九成色金重十二两六钱银作局”，樽上纹饰大气磅礴，雕工精湛，小巧精致，可执于掌间把玩。
金瓯，即金质盆或杯，比喻疆土之完固。宋代曾觌曾作《壶中天慢》中末句“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以金瓯喻满月，暗指国土完整。故历代帝王皆铸金瓯，取其牢固完整，不易损缺之意，以祈江山稳固，天下太平。
明宣德龙纹高足金瓯，上碗下足，器形为高足杯式，品格极高。金银高足杯最早出现于唐代，带有强烈的西域风格。而自元代蒙古入主中原后，奔马烈酒，浓烈的草原文化逐渐渗透入生活之中。高足杯，上为碗形，下为高柄，可平置，亦方便持握，且满足蒙古贵族大碗豪饮的方式，它便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器物造型，故又被称为“把杯”或“马上杯”。明清时期，由于高足显得优雅而恭敬，故此种器形多被用于祭祀或供佛，祭祀则为“高足杯”，供佛则为“净水杯”。明《三才图会•器物卷》中所绘，将上碗下高足之器，归之为瓯。
明太祖朱元璋削平群雄，驱逐元朝残余势力出长城以北，一统天下。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1398-1435），为明仁宗朱高炽长子，自幼就受祖父朱棣与父亲的喜爱与赏识。永乐九年（1411）被祖父朱棣立为皇太孙，数度随朱棣征讨蒙古，洪熙元年（1425）即位。明朝经永乐、洪熙、宣德三代，近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开创了三十三年（1403-1435）的繁盛局面，史称“永宣盛世”，自此明王朝的统治进入鼎盛，特别是宣德年间，国力达到顶峰。
由于这一时期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文化气韵的不断积累与酝酿，至宣德时期，器物用料极为讲究，造型端庄典雅，为后世所不能及，成为艺术巅峰。
宣德高足金杯，造型承袭元代特点。碗饰双龙戏珠，一张口昂首向前，一闭口顾首向后，中隔火珠，焰气高耸，双龙周身火焰、云气满布，五爪尖利。碗内底部中心錾刻与外部风格一致的团身单龙纹。此三处为明永宣时期典型官造龙纹，气势磅礴，不怒自威，与同时期瓷器中高足杯上的龙纹互为印证。
纹饰立体高耸，以模具为基础，锤鍱成形，毛雕修细纹，外部纹饰与杯体内壁中空，使碗部器形浑圆饱满。高足环饰海水江崖。足底有封，与佛像制作方式相似。錾刻“宣德六年九月内造 九成色金重十二两一钱银作局”。
“内造”即内府制作，内府诸司即内宫十二监四司八局，总谓之二十四衙门，是明代宦官体制，为宦官伺奉皇帝及其家族的机构，位于在皇城之中。其中“银作局”专司宫廷所需金银器的制作，如金银钱、金银豆叶、金银锭等，仅供钦赏之用。明代金银器雍容华贵，与宋元较简朴的风格不同，充满宫廷的富丽风范，龙凤形象或图案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由于此件宣德龙纹高足金杯，以奢华之料铸器，顶级工艺雕琢，而又蕴江山永固之寓意，凝帝王之非凡气魄，故至清代亦为珍贵祥瑞之物，避免销镕化水，而留存至今。
中国的皇帝御制器物，以金胎器最为稀罕，迄今考古发掘中已知最早的黄金制品在商代，距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历经秦汉、唐代、宋元时期各朝的高度发展，金器制作至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熟。而明代金器以制作精良，异彩纷呈而著称，但现存皇家传世金器却极为稀少，究其原因，与清代皇室大量销熔前朝金器打造本朝器物有关，其中明初时期的金器更为珍罕。明朝初年，皇家禁止开采黄金，朱元璋认为金银矿最为民害，不可开，禁止民间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永宣时期，禁令虽有松动，但因其征收高矿税，抑制了黄金生产的积极性，故黄金生产量不高，且立法限制庶民用金，造成了有限的黄金资源仅为皇室成员及高级贵族的消费品。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都难觅永宣时期金器的身影，所见者多为帝后、藩王墓葬中出土。
明宣德 金嵌宝莲托梵文瓜棱盖罐，请赏析：
尺 寸：高20.5cm；重1455g，创作年代：明宣德，拍卖成 交 价：RMB 34,500,000
本件錾刻有明确纪年的“大明宣德九年八月内造九成色金重三十八两五钱”铭文的金镶宝莲托梵文瓜棱盖罐，查阅已知公私典藏，均未发现与本品全然相似者，方显其弥足珍贵。罐重1455克。
此罐造型端庄，以瓜棱形为罐体，短颈，肩部凸起莲瓣纹装饰，莲瓣上以细密绳纹缠绕镶嵌红、蓝宝石。腹部主题纹饰以瓜棱为形，分别錾刻九朵缠枝莲托梵文，錾刻技艺精湛，器底部亦为仰莲纹一周，上下呼应，工艺相同。配有与罐体相同工艺嵌宝技法的莲瓣托宝珠钮盖，盖罐相合，富丽华贵之气迎面而来。
有明一代，宫廷把持金银器制作，明初在京城内廷设立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由宦官管理。其中以银作局作为金银器的主要打造机构，据《明史·卷七四·志第五十·职官三》记载，“银作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写字、监工无定员，掌打造金银器饰。”今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数件明代宫廷金器，即为银作局所打造。
中国艺术品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载体，都有其相通的一面。作为自然界稀有金属的金器，特别是明代永宣时期的金器虽然稀缺，但无论其器形、纹饰，亦或本品特色纹饰之梵文装饰，均可在彼时期的瓷器、漆器等艺术品上找到其身影。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明宣德青花缠枝花纹盖罐，与本品在造型、尺寸、纹饰风格极为相近，肩部及胫部以莲瓣纹为饰，配以莲瓣形宝珠钮盖。
梵文作为装饰纹样，也是入明方盛，佛教题材的取用，其意多在于祈福、消灾免难，最常见的纹样是佛像，此外或选取藏密中带有象征意义的梵文字。后者，是始于元代宫廷，《元史》卷七十七《祭祀志》曰：“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缎，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梵文字在汉地的传播，又同至元二十二年元世祖主持汉藏两系僧人编订《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佛经译勘活动相关，他不仅在佛教目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更对梵字在中土的流布产生不小的促进作用。此后，汉地流传的梵文字母大多以在西藏使用的蓝查体书写，且大量进入艺术装饰领域。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宣德剔红梵文荷叶式盘，其纹饰特色便是在盘心剔刻经咒和阿弥陀佛种子字。而本品罐腹主体纹饰以佛教常用莲花托九字梵文出现，而此九字梵文，恰与堪称孤品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青花梵文出戟法轮盖罐中梵文相同，瓷罐底部及盖内中心书“大德吉祥场”篆书字样，围绕其字样的便是九字梵文真言，九字中，前五字为五方佛中的五佛种子字，后四字分别代表前四佛双身像中的四女像种子字。此种组合图案被密宗信徒称为“法曼荼罗”。这两件不同工艺的同时期艺术品都可堪称宣德时期梵文装饰纹样的典范之作。
此器另一特色，即为金镶珠宝的装饰技法，在本罐的盖、肩部、胫部均有莲瓣纹上镶嵌红、蓝宝石的装饰，与金色罐体相衬，更显其富丽华贵。金镶珠宝玉石的工艺古已有之，但早期多以彩色料石镶嵌，真正的宝石较少，至明永宣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从海外带来了大量宝石，在客观上促进的明代金镶宝石工艺的发展，此罐可为此种工艺的典型之作。与本品采用相同工艺，且在盖钮等细节处理方面都较为相近者，可参考大英博物馆《大明五十年》举办的展览中美国费城艺术馆馆藏明宣德金镶宝执壶，以及2008年在香港艺术品市场中以1.16亿元创造纪录的明宣德金胎錾赶珠云龙纹嵌宝石三足盖炉。
除上述以外，更为难得的是，在罐底部落有楷书“大明宣德九年八月内造九成色金重三十八两五钱”明确纪年，即公元1434年，将本品的制作年代交代的十分确切。在存世为数不多的明初宣德时期的金器里，落有款识的更为凤毛菱角。查阅资料，同样在此年制作落有款识的金器有现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的明宣德錾云凤纹金尊（落有“随驾银作局宣德玖年玖月内造捌成伍色金拾伍量重外焊伍厘”）。而与此器在书写制式、书写笔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当属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明宣德金勺，可为佐证参考。金勺为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墓出土，勺柄上端刻有“随御用大明宣德六年八月日内造金勺一把用九成金净重三两四钱五分”铭文。
此器其功用，未能从已知参考书目查阅到资料，但从目前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的“走进养心殿”展览中发现，在乾隆时期养心殿佛堂陈设中，有与此器造型、所用纹饰主题风格相近似的两件铜鎏金嵌松石莲瓣形罐，陈设于佛龛前。由此推断，宣德时期有如本品的此类梵文罐应为宗教陈设用器，且亦可推断展览中乾隆朝此种造型的莲瓣罐 ，也受到前朝造型的影响而演化而来。
我国的金银器精美绝伦，自古以来在世界享有盛誉，历史悠久，而今此罐历经千年沧桑，仍流光溢彩，金银是财富的象征，统治阶级尊荣的代表，更是永恒民族精神不朽的表现，金银器则是经过熔炼和铸刻而成的艺术化了的文化载体，是古今人们收藏宝物的对象。
中国金银器自诞生起到唐代出现了第一个高峰，至清代，金银器制造进入了又一个鼎盛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体现了深厚的美学思想。
清代金银细金工艺融汇了历代技艺之精华，汇聚了全国各民族技艺之所长，形成了华贵、精繁的风格。其中宫廷的皇家御用金银器从种类、造型、纹饰、工艺皆承载着前人的智慧结晶，种类繁多、造型多姿、纹饰繁复、雍容精致、寓意深远，是中国传统金工技术工艺集大成时期。
金银器在清代宫廷生活中非常重要，其应用涵盖了祭祀、礼仪、起居等等各个方面。清乾隆宫廷时期金银器线条流畅、造型优美，与以往的金银器相比，乾隆时代的金银器器形趋于大型化。由于国力强盛，在具体制作工艺方面往往体现出不惜工不惜料的特色。特别是炸珠工艺，我国古代也称为金粟。是把黄金制成极小的金珠，再通过焊接排列称为图案的工艺。我国最早的炸珠制品是出土于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匈奴墓地的匈奴王鹰首金冠。由于这种工艺异常繁复，导致唐代以后采用炸珠工艺的金器逐渐稀少。到清代乾隆时期，炸珠艺术品才又一次逐渐多样化、创意丰富、技巧高超，堪称中国金银器历史上的高峰时代。
清乾隆 团寿纹“乾隆御用”金碗，请赏析:
尺 寸：高9cm；口径16.8cm；重1035g，创作年代：清乾隆，拍卖成 交 价：RMB 15,870,000
金质，碗内光素平洁，卷沿大敞口、微束颈、鼓腹、收底、高圈足；外壁满铺炸珠饰，颈上金丝勾出回形纹，大腹上绕枝纹环抱四大团“寿”，碗底依然炸珠饰铺地，中央转太极莲花图，外圈花瓣中圈出“乾隆御用”四字。整器精致不失大气，现皇家之派，亦显精巧匠心，不可多得之藏品。
这件炸珠团寿纹“乾隆御用”金碗，碗身密布难以计数的金珠，结合掐丝工艺，在碗身上组成寿字纹样。碗底用同样手法组成“乾隆御用”四字和太极图。由于金珠的反光，整器显得宝光四溢、雍容奢华、细腻精工，是一件难得的宫廷道教艺术品。
清朝统治者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入主中原后又接受了佛教，重视利用儒学治国，对道教的信仰远不及明朝那样隆重，但对道教在汉民之间的影响力却能积极地加以利用，不惜花费大量银两屡次对皇家所属的道教宫观进行修缮，修理添加各种法器。
雍正帝本人信奉佛教，但是并不排斥道教，在他亲自编写的《御选语录》也收录高道行迹语录。乾隆帝登基后推崇儒家理学，佛、道二教地位大为贬降。乾隆五年，曾敕礼部定议，正一道人今后不许加入朝臣班行。但要实现对庞大的汉人群体成功统治，就必然要重视其本土宗教的影响力。统计《内务府奏案》中共记载了自乾隆元年至嘉庆三年间，内务府官员为乾隆皇帝共举办63次万寿和万万寿吉祥道场。并且乾隆皇帝经常亲自参与各种道教宗教活动，甚至他当了太上皇以后也是如此。
嘉庆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和硕怡亲王总管内务府大臣永难等三大臣上奏：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奏闻事。兔査每年八月十三日万万寿圣节派道官四名，道众二十名在大高殿恭辩吉祥道场三十六永日在案。本年八月十三日万万寿圣节仍派道众共二十四名於八月初一日起至九月初六止在大髙殿恭辩吉祥道场三十六永日。谨此。奏闻。”也就是在嘉庆元年八月十三日，在大高玄殿举办万万寿圣节当天的吉时到，太上皇郑重地枯香准备祈祷时，手里的攒香却一时燃不着。这一突发状况，引起全场官员的极度惊恐，究其原因是由于香炉内灰冷炭小以至出现一时攒香不燃的窘状，事后分析是准备工作没有做细的结果。当时陪同的各位大臣随即纷纷上奏请罪，却迟迟没有得到答复。直到内务府堂出具奏折后，终于在十月初十日得到皇帝旨意：“丰绅殷德、盛住著加恩勉其罚俸。员外郎海忠等降为主事，首领太监邓进忠著只革去顶戴，披甲人各责六十板。余依议。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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