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青铜器与中原文明
1980年3月，四川省博物馆和原新都县文管所在新都马家乡清理发掘了一座战国早中期木椁大墓。墓中出土的五件一组的列鼎尤其引人瞩目，它的横空出世意义非凡：这组列鼎既是古蜀青铜器吸收外来礼制的一个典型，也是蜀和楚、和中原有文化渊源与物质交流的一个铁证。
被孔夫子赞为“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制内有过这样一条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稍有变通，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鼎以及伴随的其他铜器如簋等都是所谓“礼器”，在“礼不下庶人”的周代丧葬制度中，乃是贵族的专属奢侈品，一般平民陪葬的则是日用陶器，简陋得很。这种以陪葬礼器组合来“辨等列，明尊卑”的制度，在周人墓葬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了证实：湖北京山相当于王、国君的高等贵族墓，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随葬九鼎八簋；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中，相当于公卿大夫的中等贵族墓，随葬七鼎六簋或五鼎四簋；同地相当于士的末流贵族墓，随葬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诸如此类，称之为“列鼎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铜尊等大型礼器基本消失，铜罍形制发生较大改变，出现了鍪、釜、甑等为代表的典型容器和组合完整的各式兵器。铜鼎、铜壶开始出现。具有文字符号意义的巴蜀图语印章大量涌现。埋藏形式从商周时期的坑埋、窖藏演变为以墓葬为主。
1980年3月，四川省博物馆和原新都县文管所在新都区马家乡清理发掘了一座战国早中期木椁大墓。椁长8.3米，宽6.76米，叹为观止。不啻如此，又用木枋把椁内隔成棺室和8个边箱，棺室内有船形独木棺1架。船形独木棺说明了它是古蜀族的墓葬，详情可以参看《成都晚报》2017年5月15日《蜀都船棺：载着灵魂“回家”》一文。学者根据墓葬地望及葬制规模，推论其可能是开明王九世的陵墓。关于开明九世，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传说，说他有一天突然梦见城廓自己在移动，醒后就干脆顺应这个兆头，把国都从广都樊乡（在今双流区境内）迁到了成都。
该墓虽早遭盗掘，但椁室中部下的木构腰坑中的器物尚保存完好，计出土青铜器共20多类188件，有鼎、敦、壶、豆、釜、甑等饮食器，戈、矛、钺、短剑等兵器，削、凿、印、锯、雕刀等工具，其组合相当特别，每种多以2件或5件成组，后者反映蜀地可能真有可对应文献里“五丁力士”“石牛五头”“五妇冢山”等的尚五习俗。在中国古代，“五”具有特殊的意义。以“五”为中心的五行思想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宇宙系统的信仰。而古蜀人的尚五习俗，尤其另类而特别。著名学者叶舒宪先生《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一书第五章《五行昭日月》对此却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更为惊人的是，大小188件铜器浸于齐腰的坑水中，曝光时俨然如新，色泽夺目。有些铜器如短剑、锯、雕刀等物上面所附加的木板，甚至连绑椁的绳索，也保存完好，使人们能看到2000多年前器物的原貌。这是迄今为止在四川境内出土层次最高、品种最多、组合最齐的战国铜器群，足以代表开明王朝时期乃至整个古蜀的铜器文化的最高水平。
墓中五件一组的列鼎尤其引人瞩目，它的横空出世意义非凡，一言以蔽之：在远处西南的古蜀墓葬之内，似乎另有一套在中原“列鼎制度”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列罍制度”。列罍与列鼎性质雷同，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能够拥有高规格列罍的墓主，应该是蜀人君王无疑。这组列鼎既是古蜀青铜器吸收外来礼制的一个典型，也是蜀和楚、和中原有文化渊源与物质交流的一个铁证。列鼎之一的盖内有铭文“邵之食鼎”四字，乃春秋战国楚地流行的字体，“邵”极可能就是楚国贵族三大姓之一的“昭”。该鼎的器物形态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铜鼎器物特征也基本相同，说明它是楚器。其余四个鼎则是仿铸，无论纹饰，还是铸造工艺，都大为逊色。
说到蜀中青铜器，不能不提古蜀兵器，说到古蜀兵器，又不得不提一件青铜矛，即成博先秦馆展览的“成都矛”。
切入正题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矛”。矛是一种纯粹的刺杀兵器。其构造简单，只有矛头、矛柄两部分。矛头又分为“身”和“骹”两部分。矛身中部为“脊”，脊左右两边展开成带刃的矛叶（下文的“刺叶”即是），并向前聚集成锐利的尖锋。有的脊两侧带凹槽，称“饮血”，为矛头刺入人体时出血进气，以减少阻力。“骹”是用来连接脊的直筒，下粗上细，便于装柄。为防止拔矛时矛头脱落，有的矛骹两边铸有环状钮（下文的“弓形双耳”即是），可用绳穿过把矛头牢牢绑缚在柄上。矛柄有木柄和积竹柄两种。积竹柄是用细竹做柄，打通竹节，竹芯内填充木条，然后用绳裹扎起来涂上漆。积竹柄坚韧而富有弹性，不易折断，性能优于木柄。
成博这把“成都矛”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上有“成都”二字铭文，极有可能就是成都制造的。1985年，它出土于雅安荥经县同心村一处战国船棺墓中。如果不是有“成都”二字，完全可以仿照“蚕纹铜戈”将其命名为“虎纹铜戈”。为什么？因为显而易见，其弓形双耳间的骹面上铸饰有一只浅浮雕虎像，一面铸虎的头顶和前驱，另一面铸虎头的下颚。从矛的侧面，参观者可以清楚看到虎像的全貌，面露凶相，威猛无比。虎头硕大，身躯长如蛇，蜿蜒至骹的另一面，老虎的长舌则由骹的前部和刺叶取代，虎口大张，露出獠牙，瞪目竖耳，让人不寒而栗。
无独有偶，2017年，在清理成都市蒲江县出土的战国船棺墓文物时，一把沾满淤泥与杂物的青铜矛跃入了考古人员的视野，细细洗刷后，发现矛身的中间也刻有“成都”二字。
这两个“成都”，显然都是城市名称。在《庄子》《尸子》《吕览》等传世的战国文献之中，“成都”二字就已一再露面，但都是“成为都市”的意思，并不特指成都这个地方。“成都”作为地名，则较早见于二十世纪考古发掘的战国文献之中或战国文物之上。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内出土的竹简本《南郡守腾文书》中提及了两次“成都”，该文书作于公元前227年，说明在此之前，成都作为地名就已为民众或知识分子所知。1985年荥经出土的“成都矛”和2017年蒲江出土的成都矛，其上虽均有“成都”二字铭文，但都无法确定其具体的铭刻年份。1987年在广元市青川县白水区出土了一件战国铜戈，上有“九年相邦吕不韦造……成都”等铭文，因此被称为“吕不韦戈”。其准确年代为公元前238年，是目前“成都”作为地名最早的文字记录。本土著名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先生《话说四川》一书之《四川、成都和重庆得名的由来》一文称：成都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显然太过晚出，不足为凭。
代表文物
1980年3月，新都马家乡战国墓出土的五件套列鼎铜器之一。
列鼎铜器之一的盖内有铭文“邵之食鼎”四字，是春秋战国楚地流行的字体。
1987年在广元市青川县白水区出土的一件战国铜戈，上有“九年相邦吕不韦造……成都”等铭文，因此被称为“吕不韦戈”。其准确年代为公元前238年，是目前“成都”作为地名最早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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