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销瓷器的发展历史
中国外销瓷大部分是在16到18世纪是国际贸易的畅销货，但景德镇却没有任何留存，对于今天的景德镇人来说，它们是陌生的，所以景德镇媒体说是“远嫁的公主回娘家了”。这就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想一窥究竟，一睹芳容，看看景德镇先人如何为欧美生产定制瓷器？也看看外销瓷同国人自家用的瓷器有何不同？1
两千多年历史纵深的丝绸之路，是从东亚腹地向东北亚，向东南亚，向南亚，向西南亚，向西亚，向东欧，向地中海，向东非，向伊比利亚半岛，向阿姆斯特丹不断延伸的一个贸易网络，由此建立的海陆通道，涵盖了欧亚旧世界和北美新世界。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在这个网络里输送、流转，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从大的方面说，通过丝绸之路，域外向中国输送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拜火教，重构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向中国输送了科学、民主、人权、法治，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向中国输送了因果、报应、轮回、天堂、地狱、原罪等等观念，改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也向中国输送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这些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文化。而中国呢？也通过丝绸之路，向域外输送了儒家和道教，输送了理学和心学，输送了中国化了的汉传佛教，输送了“四大发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摧毁欧洲中世纪的堡垒，对于文艺复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还向欧洲输送了文官制度，助推了欧洲理性主义的思潮，启发了欧洲的启蒙思想。
从小的方面说，通过丝绸之路，域外向中国输入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品种，如小麦、葡萄、番茄、红薯、辣椒、烟叶、玉米、土豆，丰富了中国人的食品结构，也使得中国人口数量得以在16世纪以后突破上亿规模，在18世纪突破四亿规模。而中国向域外输出的丝绸、茶叶、瓷器，也改变了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洲人的生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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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茶叶、瓷器，是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域外输出的三大主要商品。但是丝绸和茶叶都被消耗掉了，瓷器虽然也因为其易碎而损失了不少，但毕竟因为其材质的坚硬而大量保存下来，成为丝绸之路最主要的物证。
瓷器是人类第一个通过技术手段改变自然材料理化属性的工业制品，是19世纪前最高精尖的科技产品，是天地间唯一融合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的人工制品，是硬度、密度、耐磨度、光洁度最高的生活器具，是最早采用精细分工与流水线作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器形、色彩、装饰、绘画最丰富多样的工艺品，是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并提升了人类生活品质的生活必需品，是美化人居环境提升生活品味的艺术品，是承载了东亚文明、西南亚文明和欧洲文明相互影响作用的“天下之器”。
中国外销瓷广义的概念，应指所有通过贸易方式和贸易渠道销往中国境外的中国产瓷器。从沉船考古与域外陶瓷考古的文物来看，唐代的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已大量外销，宋代外销窑口更多，主力转移到江西和福建。中国外销瓷狭义的概念，指明嘉靖后至清中期由景德镇生产（含景德镇供坯，广州上彩的广彩瓷）的专供欧洲和美洲市场的瓷器。
广义的外销瓷的生产和贸易的历史，贯穿唐宋元明清五朝一千年，从8世纪到18世纪。狭义的外销瓷的生产和贸易的历史，从明末到清中期，约三百年。当然，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都有瓷器出口，甚至“文革”时期，还有景德镇国营瓷厂的瓷器出口创汇，这些也可以说是中国外销瓷。外销瓷的市场范围，从东亚到东南亚，从南亚到西亚再到东非、北非，从南欧的亚平宁半岛到北欧、西欧，从墨西哥到美国，基本涵盖了世界。因此，中国外销瓷是第一个扮演“世界商品"的商品。
中国外销瓷的数量无法估计，也没有统计，但有外国学者估计，明末到清中期，由欧美公司组织运输和销售的中国瓷器，应该有三亿件之多。这是“中国制造”最大宗的外销商品，是“中国制造”遗留在海外的最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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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唐以来，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日臻进步、成熟，海上交通航线开辟，海运便捷，大量的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出海外，远销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并由此转运扩散到地中海沿岸。人们把历史上这条连接东亚、西亚、地中海世界贸易的海上交通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自宋代开始，瓷器的输出量逐渐超过丝绸，在外销商品中占据上风。日本学者三上次男通过对这条海上贸易通道的考古调查后认为：这是连接中世纪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陶瓷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应该被称之为“陶瓷之路”。
16世纪以前以中国为主导的海上陶瓷之路，建立的是半个世界的贸易圈，打通了太平洋——印度洋航线，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和东北亚贸易区。
16世纪以后以欧洲列强为主导的海上陶瓷之路，建立的是完整的世界贸易圈，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全球航线打通，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来临，而中国瓷器，则充当了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全球化商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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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年，葡萄牙航海家抵达广州沿海，开始了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第一次贸易。
1553年葡萄牙商船在澳门停泊，后取得澳门居住权。很多葡萄牙商船往来于里斯本、果阿、澳门、广东之间，开启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海上致富之路。
与此同时，西班牙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贸易的据点，著名的马尼拉港于1571年开放，每年大约有三、四十艘中国大帆船来到这里，出售茶叶、丝绸和瓷器，西班牙商船再把购买来的货物转运回国。
1571年，荷兰舰队到达马尼拉。“海上马车夫”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出其不意地袭击从远东返航的葡萄牙船队，掠夺其运载的中国货物。
为了从东方的贸易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欧洲一些国家纷纷组建贸易公司，先后有英国、荷兰、法国、丹麦、奥地利、西班牙、瑞典等八个国家组建了专门从事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
1600年12月，一群有创业心和影响力的英国商人组成了股份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1602年3月20日，荷兰14家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公司合并成为股份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两家公司分别从本国获得自组军队、发行货币、与他国结盟和宣战、签订条约、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利，可以说都拥有一个“国家”的性质。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1610年7月（万历十八年），荷兰商船Roode Leeuw met Pijlen号抵达广州，购回瓷器约9227件。1614年，运荷瓷器上升到69057件；1637年，运荷瓷器21万件；1639年，运荷瓷器366000件。1605年至166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把中国瓷器运往荷兰销售，还载运了大约500万件中国瓷器至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各岛屿的运销还不在内，1636年的记载显示，当年运销印尼各岛屿的中国瓷器总数达379670件。荷兰商人还把中国瓷器销往日本，打开了对日本的销售市场。据T·Volker保守估计，1602-1682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就从中国进口约1200万件瓷器。1683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中国货（包括瓷器），都是在雅加达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再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转运回欧洲。
1799年12月，荷兰东印度公司解散，存在197年。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获得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的权力。18世纪中叶，英国占有了在欧洲经营中国瓷器的首要地位。1716年，英国赛杂纳号装载价值54000两白银的瓷器返国。估计在18世纪初，英国人把2500万件到3000万件中国瓷器运到了欧洲。在18世纪30年代后，在广州的黄埔港和珠江内停泊的外国商船开始以英国占据首位。同时，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业务中，各国的商人们也都统一使用了英语。
185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英国官方文件中永久消失。存在258年。英、荷两家东印度公司在与中国贸易的同时，曾经深刻卷入中国历史。
保守估计，1602-168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约1200万件瓷器。在18世纪初，英国人把2500万件到3000万件中国瓷器运到了欧洲。
荷兰东印度公司侵占台湾的商业动机之一，是要在赤嵌（chi kan今台南市一带）设立远东贸易的分部，把从中国沿海采集的瓷器运抵赤嵌库存起来，再转运到日本、东南亚各国、南亚、阿拉伯地区和欧洲。
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鸦片，是为了平衡中英贸易。包括瓷器在内的中国商品输出欧洲，使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这个白银“秘窖”，而英国商品却打不进自给自足的中国市场，这种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最终导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使得中国白银大量流出，引发清政府的“虎门销烟”，鸦片战争爆发。
欧洲八大列强的东印度公司，加上后来居上的美国，用300年持续不断的接力贸易，把约3亿件中国瓷器带到了全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中国到欧洲到美洲的这条海上陶瓷之路，成为了西方崛起的“海上致富之路”，中国当然也从这条“海上致富之路”获利匪浅，这些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不仅成为了东方财富的搬运者，而且也间接成为了东方文化的搬运者。借他们的舟船之利，中国瓷器连带着附于其上的文化，被“搬运”到世界各地，中国瓷器所到之地，就是中国文化传播影响所到之地。这些中国外销瓷，清晰地画出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世界版图，哪里出现了中国瓷器，哪里中国文化就已然抵达。
因为瓷器之故，从14世纪蒙元帝国开始就激起了一股国际化的商业冒险活动，无论规模、数量，都是近世以前的世界从所未见——绘饰瓷器图案的钴蓝色料由波斯输往中国，在景德镇制作成大量的青花瓷后，再销往印度、埃及、伊拉克、波斯的穆斯林市场。16世纪起，青花瓷又由西班牙船只载运，从菲律宾运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和秘鲁的利马；与此同时，欧洲的贵胄则向广州下单订做专属瓷器。及至18世纪，瓷器营销各地数量之巨，遍布之广，已足以首度并充分地证明：一种世界级、永续性的文化接触已然形成，甚至可以说，所谓真正的“全球性文化”首次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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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瓷器充当了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全球化商品的角色”？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在其专著《The Pilgrim Art: 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从东西方贸易的表象看，虽然从公元7世纪开始，瓷器即已成为国际性的贸易产品，但若论数量或影响力，却不是最突出的商品。当时纺织类的交易数量更高，尤其是丝与棉。利玛窦曾说：“葡萄牙船最喜欢装载的就是中国丝绸，其他任何货物都比不上。”
就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而言，不论任何时候，中国瓷的重要性始终落后于香料，18世纪中国茶的贸易也比瓷器更具分量。
但是，丝绸、香料、茶叶，走的都是单向旅程：自东而西，最后在终点被人消费使用而消失。罗伯特·芬雷说：“只有瓷器，不仅历时长在，还在文化相互影响上发挥了核心作用。”
也就是说，瓷器不仅以其物理属性的坚硬而获得了时间上的长久存在，更重要的是，照罗伯特·芬雷的看法，“中国瓷对世界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一项规模最为庞大的文化转型活动。”
何为“规模最为庞大的文化转型活动” ？那就是自16世纪发轫的全球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指东西方海上贸易通道的建立，新世界和旧世界连为一体，全球性贸易网初步形成，世界各地商品互通有无，这样一个物流层面的全球化商业转型；而且是指此前各个地区相对孤立发生演进的文化，开始超越地区间的封闭而开始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是一个“文化大循环”，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单向旅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输出——接受”模式，而是地区之间的文化要素彼此往复循环，互鉴互学，你追我赶，最终共同促进了世界性的文化转型，使东方有西方，西方有东方，跨文化的交流、渗透、影响、融合，超越此前任何时代。而中国瓷器，经罗伯特·芬雷的考察，其在“文化大循环”中所扮演的角色，超越了丝棉纺织品、茶叶、香料，而成为了核心要角。
所谓“文化大循环”，指的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现象，出自于甲文化地区的某一文化要素，比如艺术母题或图案，被远方的乙文化地区所接纳拥抱，重新组合，另加诠释，更常常遭到误解错译，其间还可能被转移到其他材质的产品之上作为其全新的装饰，然后再送回它们当初所来之处。以中国陶瓷为例：元明清三代瓷器上都有的卷草牡丹花图案，就是从阿拉伯地区的卷草番莲花图案改造过来的，中国陶瓷匠把这改造过的异国图饰用于自家产品，然后又由商人运送出国，使之归返几代以前这些图案的原产地。这一受到中国影响的纹饰版本传到半个世界之外，又被当地艺匠模仿，他们浑然不知这项曾经给予中国艺匠灵感而自己正在继而效仿的图案，其实始于自家祖先。当这一改造过又返回的图饰被转用到纺织品、金属器皿、玻璃器皿或建筑装饰之上时，又会因材质的不同产生令人头晕目眩的变化。这就是“文化大循环”：反复地联结、并合、再联结、再并合……
中国瓷器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文化大循环”中担任要角，就是因为瓷器是日常生活、商业和艺术的交集点，它一身三角，同时是实用品、商品和艺术收藏品。
实用品的属性使瓷器同生活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因而同不同地区和文化的生活习性、风土人情紧密关联，甚至就是其生活习性与风俗的载体，所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区域性、地方性和民族性。
商业的属性使瓷器在交换过程中必须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也就是说，它的设计和生产要迎合市场消费者的所需所好，所以必然要接受异域文化的特殊要求，呈现出与本土性恰好相反的种种特性。
艺术收藏品的属性使瓷器的种种设计和装饰超越其实用性和功能性，成为表达审美、信仰等精神价值的载体，而成为家族传承的收藏品。
中国外销瓷是这三个属性最集中的表达，一身三角，使中国外销瓷成为一项文化聚焦物，一个艺术与商业汇流的交会现象，一种在相当程度上将其制作者、购买者、欣赏者（他们彼此很可能属于不同的文化区）的风俗、信仰与心理等等精神面向，化为具象而可观可触的人造物品。
研究世界近代史和全球化现象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外销瓷器在14世纪到19世纪的的几百年间，比任何其他商品都要敏感地记录了来自全球化进程的种种面向的冲击，比如传统艺术手法的不断革新，国际贸易的顺逆、摩擦和冲突，科学研究、制造技术和产品创新，精英阶层的消费支出，用餐礼节的改变，饮食文化的革命，室内设计和建筑风格的影响，装饰图案和服饰风格的丕变，甚至对家庭两性关系的微妙影响，还有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等等，中国瓷器都对它们做出了反应，同时也接受了它们的冲击，并参与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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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在唐代就外销到了红海、埃及，对当地的釉陶产生了影响。那么，中国瓷器何时抵达的欧洲呢？这一直是个问题。
多数欧洲人要到16世纪末才知道中国瓷器。他们非常惊讶瓷器竟会比水晶还要美丽。中国瓷器那种不渗透性、洁白光滑、非常实用的美，以及相对于水晶器和银器的低廉价格，使它甫一现身欧洲，就赢得当地人民深深的喜爱，并被誉为“白色的金子”。
今日称为“盖涅雷斯—方特希尔瓶”的名瓶，可能是已知最早抵达欧洲的一件中国瓷器。这只白色微青的景德镇瓷瓶，显示出极少数能够在蒙元时期抵达欧洲的瓷器，在西方世界获得何等尊贵的价值。这只瓷瓶14世纪初取道丝绸之路来到欧洲，或许是由正前去法国阿维农觐见罗马教皇的景教基督徒携往。这只素雅的影青瓷瓶被隆重装饰，镶嵌于银鎏金座之上，并铭有哥特体的金字，陆续成为14、15世纪匈牙利和那不勒斯安茹王室的珍藏。接下来又在勃艮第和日耳曼等地历经多主，再添加一些纹章饰记，最终落脚巴黎附近的圣克劳，进入当时全欧最尊贵的藏家法国太子路易手中。
1497年达·伽马自葡萄牙出发，展开他绕过非洲前往印度的划时代之旅。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千叮万嘱，交代他务必带回两样西方最渴求的东西：一是香料，二是瓷器。两年后，历经疾病、饥饿，达·伽马全船170人折损过半，归来向国王呈上包括黑胡椒、肉桂、丁香在内的数袋香料，以及一打中国瓷器。
1501年，卡布拉尔率领的第二批葡萄牙船队，从印度洋远航归返里斯本。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转告另一位欧洲君主：“瓷器、麝香、琥珀和沉香”，可自印度之东一处叫做 Malchina 的国度取得。Malchina 衍自梵语，意谓“大中国”。
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里尼（Giovanni Bellini，1427-1516）于公元1514年创作油画《诸神之宴》(The Feastof the Gods)，是这位画家一生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画中诸神手上的青花瓷盘体现了当时中国瓷器在欧洲主流社会中的尊贵定位。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创作此画的1514年，正是葡萄牙海船抵达中国沿海，开始了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第一次贸易。那么，《诸神之宴》图中的青花瓷是元青花还是明青花？这些青花瓷盘来自何处？通过什么途径到达威尼斯而成为画家的描绘对象？还有比《诸神之宴》更早的描绘有中国瓷器的欧洲绘画吗？在此之后的欧洲绘画里，我们会大量看到，在宫廷的珠光宝气中，在中产阶级的厨房和客厅里，在码头的拍卖市场上，在静物画的台布之上，都会冷不丁地瞅到中国青花瓷器那特有的钴蓝色身影和柔润的釉光。
1517年，葡萄牙船只抵达中国，曼努埃尔一世立刻订了许多瓷器。现知最早绘有欧式纹饰的青花瓷是一只1520年的宽口执壶，图案是古式的环状地球仪，既代表地理大发现，也是国王的私人纹章。毫无疑问这是一只来图加工的执壶，壶形是中国的（但最早的形状可能来源于唐代的阿拉伯样式，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循环”的例子），而纹饰是葡萄牙商人带来的。中国艺匠用钴蓝画上了环状地球仪。显然，这要大大早于利玛窦神父在明万历年间展现给中国士大夫的那幅世界地图。或许，景德镇的陶瓷工匠，是最早知道地球是一个环球的中国人，也许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依样画葫芦。
葡萄牙王室收藏的早期中国瓷器，还包括曼努埃尔一世的儿子胡安三世的一只瓷盘，上绘葡萄牙王室纹章和耶稣会会徽。他的孙子塞巴斯汀一世拥有的一只瓷碟，上绘其私人纹章和中国的狮子戏彩球纹饰。
欧洲王室较早大规模拥有中国瓷器的国王是合治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的“东西方万事之主”菲利普二世。他是16世纪中国瓷器最大的收藏家，达3000余件。
17世纪晚期及18世纪时，中国瓷器已经风靡欧洲宫廷和贵族家庭。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瓷器室的设置，成为上流社会家庭的风尚。他们还特别设计木制家具以做大件中国瓷器的器座，连中等人家也将中国瓷器的盘、碟置于墙上以为装饰，殷实家庭都有专门摆放中国瓷盘的柜子。当壁炉开始普及到中产阶级家庭的时候，壁炉上摆两只中国瓷瓶成为标配，这一讲究流传至今。
中国瓷器在18世纪既已成为欧洲宫廷非常流行的收藏品。波兰国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努哈宫侧殿，专门陈设中国青花瓷器。英国王后玛丽是一位中国瓷的鉴赏家，美国旅行家Defoe在1724年于纽约出版的《回忆录》中说：“玛丽王后的习惯是在宫廷里陈列许多中国瓷器，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橱柜以及家具的最高顶上也放着架子，架子上陈列着珍贵的中国瓷器。”1670年在凡尔赛宫内修建的特里亚侬（Trianon）宫，是路易十四专门为其所珍藏的中国青花瓷器而修建的。路易十四和曼德侬王后还委托商人在中国定制了他们夫妻穿着中式服装的瓷雕像。
路易十五的宠姬旁帕多夫人对中国瓷器纹饰有一种特殊爱好，并将之发展为一种服饰图案，后人因此把她喜欢的瓷器纹样专称为“旁帕多风格”。这种风格对当时法国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建筑、家具以及工艺品制作上打下了烙印。路易十五本人对中国瓷器的迷恋不让其父，他曾在宫内大力提倡使用中国瓷器，并下令将宫廷所用的金银器全部融化另作它用。德国宫廷对中国瓷器也表现出极大兴趣，宫殿内摆满了中国瓷器，并用中国瓷器改装成各种装饰品。在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也流行使用中国瓷器，宫内也都有专门的陈列室陈列中国瓷器。
最狂热的中国瓷器迷恋者莫过于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1717年，他与威尔汉姆一世达成一笔交易，以萨克森部队600名龙骑兵换取151只大型中国瓷瓶，因此这些中国瓷瓶也就获得了“龙骑兵瓶”的美名。奥古斯都二世对瓷器的狂热喜爱驱使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探索瓷器制作的秘密，并最终在1709年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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